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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研究|汤维建】破产程序检察监督研究
日期: 2026-10-28      信息来源:      点击数:

作者简介:汤维建,男,江苏镇江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学、破产法学。


摘要:我国企业破产法目前正处于修改审议阶段,在修改的诸议题中,检察机关对破产程序的法律监督是重要内容之一。在企业破产法所构筑的监督体系中,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居于枢纽地位。检察机关对破产程序实施法律监督的立法强化不仅表现在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应当在总则中加以明确,同时需在分则的诸多方面有所规定,包括赋予检察机关以破产程序启动的申请权,明确检察机关对破产程序实施法律监督的重点领域,并设置检察机关对破产程序实施法律监督的多元化模式,由此形成检察机关对破产程序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格局。

关键词:企业破产法修改;检察监督;监督重点;监督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企业破产法》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以来,对于规范企业破产行为、公正审理破产案件、全面保护各方当事人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2020年至2024年的破产案件数量依次为:43 036件、52 231件、80 208件、99 570件、103 551件,2024年度较2020年度增长约140.6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数据,2013年至2017年全国法院审结破产案件1.2万件,2018年至2022年全国法院审结破产案件4.7万件,审结案件数量相较于前五年同比增长291.67%。2023年、2024年和2025年,我国法院审结破产案件数分别达到2.9万件、3万件和3.2万件,每年增幅约6%。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破产法的部分规定已经难以适应实践需要。在企业破产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企业破产仍存在“立案难”、审限长、破产配套制度不健全、衍生债权债务无法及时清偿等问题,司法救济渠道尚不畅通。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中明确提出“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完善企业破产制度”的要求。完善企业破产制度成为党具体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2016年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中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指示。妥善处理“僵尸企业”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2024年7月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再次重申“健全企业破产机制,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推进企业注销配套改革,完善企业退出制度”的要求。2025年10月23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完善并购、破产、置换等政策,盘活用好低效用地、闲置房产、存量基础设施。”根据2023年公布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企业破产法(修改)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条件较为成熟、拟提请审议”的第一类项目。本次企业破产法修改是在2006年通过企业破产法后的首次修改,主要涉及小型微型企业破产特别规定、合并破产、金融机构破产、自然人破产、跨境破产、完善府院联动机制等方面。在这些众多有待修改解决的问题中,有一个尚未引起立法者的足够关注,就是在企业破产法修改中应当如何构建和完善企业破产法律实施的监督体系,尤其是其中作为重中之重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应当如何进行制度设置。笔者认为,破产案件的处理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检察机关作为宪法所确定的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应当重视对破产程序实施法律监督,在企业破产法修改中应当将检察机关对破产程序的法律监督系统地纳入其中,加以调整和规范。


二、破产程序检察监督的正当性基础

破产程序检察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破产程序的启动、发展以及终结全过程进行的法律监督。现代破产法较之于古典破产法乃至近代破产法日趋复杂化,其除具有破产清算这一破产程序的传统机能外,还被赋予了破产和解与破产重整的新兴功能。破产法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优胜劣汰的法律机制,而且是应对现代风险社会的对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进行破产保护和破产救济的保障机制。其不仅依然具有“破”的功能,发挥着市场经济“清道夫”、为“僵尸企业”出清起到消除市场出口障碍的作用;还具有“立”的功能,发挥着对过度负债的消费者进行债务整理、对病症企业进行诊断疗愈“企业医院”的作用,彰显现代破产法的人道主义底蕴。因而,检察机关对破产程序的法律监督涵盖破产清算、破产和解和破产重整三大领域,不同领域的检察监督需要不同的制度性依据和技术性支持,其价值目标和程序构造亦不尽一致,由此使其内容带上了复合性、层次性和流动性。但无论是检察机关对破产程序的何一种类实施法律监督,亦无论是进行事前监督、事中监督抑或事后监督,其需要进行监督的原因或背景性因素大体是相同的,择其要者而言有以下诸端值得关注。

(一)“破产乱”对检察监督的现实需求

“破产乱”是对破产程序中出现的各种违法违规乃至犯罪等违反破产法、脱离破产程序合法轨道的各种乱象之概括描述。狭义上的“破产乱”是指破产法官对破产程序的违法违规操作,从而导致了破产程序公正与效率价值的牺牲,损害了破产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广义上的“破产乱”除此之外,还包括其他破产法律关系主体所实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一般在广义上使用“破产乱”这一概念。广义“破产乱”的来源基本涵盖了破产法律关系的各种主体,包括来自债务人之乱、管理人之乱、其他辅助人员之乱、债权人之乱等等不一而足。

在“破产乱”的种种表现中,来自债务人的破产之乱较为突出。债务人是破产程序的始作俑者,也是破产原因的生成者,其面对破产局面往往不是积极配合、诚信协同、通力合作,相反,债务人会利用其对破产财产的先占权而在破产程序启动前以及启动后乃至破产程序结束后采取种种违法违规手段逃避破产责任、转移破产财产、实施破产诈欺行为。债务人违反诚信原则的外在表现有许多,以常见的诈欺型破产而论,其形态就有金蝉脱壳型诈欺破产、虚构债务型诈欺破产、转移资产型诈欺破产、偏颇清偿型诈欺破产、人格混同型诈欺破产、关联企业型诈欺破产、债权变性型诈欺破产等。这方面的例子屡见不鲜,例如吴某某等虚假破产案就比较具有典型性,孙某虚假破产案也是常见的虚假破产形态。

除来自债务人的“破产乱”外,来自债权人的破产之乱也时常现身。善意的“债权人”是破产程序中的受害者,但实践中仍有一些恶意债权人出现,成为“破产乱”的“加盟者”和制造者。其主要类型包括:一是恶意诉讼(仲裁)型。不享有债权的案外人通过与债务人或破产管理人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仲裁),获得生效调解书、仲裁裁决书或裁判文书并据此以债权人的名义申报债权加入破产分配者之列。二是虚报债权型。可能根本不存在某种债权,或者债权虽客观存在,但数量上作假,有的债权人为了谋取私利而单方面或串通性进行虚假债权的申报。此种情形亦有可能是恶意诉讼型转换而来。三是债权“变性”型。主要的表现方式有将普通债权“变性”为劳动债权、将无财产担保债权“变性”为担保债权等。例如,福建王某兴等人劳动仲裁执行虚假诉讼监督案(检例第55号)即债权人和债务人串通,伪造证据,将普通借款通过劳动仲裁“改造”成工资债权,最终经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加以纠正并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的典型案例。四是接受贿赂型。例如“焦某军、江某才受贿、私分国有资产一案”就比较典型。

来自破产管理人的破产之乱也较常见。破产管理人(包括其前身清算组)在破产程序中处在承上启下的枢纽位置,其拥有对破产财产的占有、管理、处置、分配以及对破产和解、重整程序的监督权限,有时也会成为破产重整方案的实施者和操控者,也正因此,其在破产程序的诸多乱象制造者中格外凸显。破产管理人违法违规的主要表现形态是收受贿赂。例如,在云南某证券公司破产案件中,作为清算组成员的徐某某利用职务之便从中非法获利690万元。再如,在曾某受贿一案中,作为某公司破产案件清算组成员的曾某从中收取23万元贿赂。还如,在河北某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中,李某某利用其担任清算组组长一职,通过为案外人某开发商提供土地开发条件优势而收取贿赂。

此外,还有来自其他工作人员的破产之乱。《企业破产法》第28条第1款规定:“管理人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必要的工作人员为获取破产审计、评估、拍卖等业务,有可能会向债务人或债务人的上级主管部门、法官、破产管理人等行贿。例如在宋某某单位行贿案中,作为某事务所合伙人的宋某某为感谢在某破产案件中债务人的上级公司领导,将该债务人的破产审计业务委托该事务所具体承办,而向该领导行贿。

(二)法院职权扩张与检察监督的制衡功能

法院和法官在破产程序中处于核心地位。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法院和法官在破产程序中享有的权力囊括了破产审判权和破产执行权两大领域,奉行“审执合一”模式。其中,破产审判权又分为程序性破产审判权和实体性破产审判权,其所控制和支配的对象除债权人和债务人这种通常意义上的当事人外,还新增了破产管理人、债权人会议、债权人委员会以及其他为破产程序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等。不仅如此,破产程序除了要解决核心的债务清偿和财产分配问题,还面临诸如职工安置、重整企业信用修复、涉破产税费缴纳、工商注销登记等衍生问题。这样就使我国破产程序具有了别具特色的“开庭和开会的结合、办案与办事的结合、裁判与谈判的结合”等特征,从而致使立法不得不赋予人民法院诸如破产管理人的名册决定权、破产衍生事务处理权等除破产程序内在权限以外的诸多外在权限,由此使得人民法院具有了融司法权和行政权于一体的综合性权力。以《企业破产法》上的立法规定为例,破产法院和破产法官在破产程序中所享有的权力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程序控制权,包括直接程序控制权与间接程序控制权;二是裁判权,包括涉及破产衍生诉讼的裁判权和在破产程序中需要法院裁判的事项;三是行政管理权,包括法院对管理人资格的确认权和对破产管理人协会的管理权等。

由上不难发现,破产法院和破产法官在破产程序中所享有的权力不仅广泛而集中,在府院联动机制中还发挥着“超破产”的破产事务办理权。作为主导案件裁判的法院在审理破产案件时,也不再是以往“被动审理”的角色设定,反而承担着较为显著的“社会管理调控”职能。而在目前的企业破产法的规范体系中,对破产法院和破产法官的监督却极为薄弱,以致破产法官的贪腐行为时时浮现。其主要表现有:一是贪污受贿型,例如黄某某受贿、贪污案;二是恶意串通型,例如年某滥用职权、受贿案;三是资产处置型,例如姚某军、吴某柱受贿案;四是侵占财产型,例如刘某建受贿案;五是增加费用型,例如韩某利等受贿案;六是低价评估型,例如李某领枉法裁判案。

由此可见,为整治破产程序中的诸种“破产乱”现象,遏制破产司法权滥用,使破产程序在有序的法治轨道上有效公正运行,有必要从立法上加强检察机关对破产程序的法律监督。

(三)行政权不当介入的司法规制与检察监督

我国的破产司法与行政干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1986年《企业破产法(试行)》期间,行政干预甚至被纳入立法规范体系之中加以合法化。如《企业破产法(试行)》第8条规定:“债务人经其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可以申请宣告破产。”第20条规定:“企业的整顿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主持。”然而到了2006年颁行正式的《企业破产法》,上述以及其他条款所寄居着的行政干预因素被淡化乃至在规范层面趋于消失。基于此,就立法论而言,我国破产程序逐步走向了当事人自治主义的立法模式。尽管如此,破产司法实践中,行政权对破产程序的渗透乃至全面把控依然具有极大的惯性和固化特征。行政机关插手破产事件并对司法的不当干预行为,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与我国司法改革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追求是背道而驰的。此种情形下,唯有引入检察监督的制度性元素,方为弱化破产程序行政色彩、强化破产程序司法属性,使破产程序沿着市场化、司法化、规范化的轨道稳步发展的正确之道。可见,检察机关对破产程序实行稳态化法律监督有助于矫正我国破产法治发展偏离正确轨道和基本方向的各种观念和做法。

(四)破产案件公益属性对检察监督的内在要求

破产案件不同于通常私益性民事诉讼,具有较强的公益色彩,其案件性质本身伴随着固有的诸多公益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就国家层面而言,破产案件因政策性和秩序性较强而具有公益性。企业破产案件尤其是国有企业破产案件以及大型上市公司破产案件,其进入清算型破产轨道抑或进入重整型、和解型破产轨道,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秩序、市场资源配置、供给侧改革政策的推行以及营商环境的优化等都有密切关联。也正因如此,国家需要对破产案件尤其是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破产案件进行职权主义的干预,而不是采取听之任之的不干涉政策。其二,就社会层面而言,破产案件因涉及社会稳定和企业社会功能之实现而具有公益性特征。破产案件对经济单元所产生的扩散效果有时远非止步于少数企业或经济单元,而会呈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形成连锁型破产、连环型倒闭、连带型亏损,这种状况的形成无疑对社会经济秩序的有序运行和稳定发展构成冲击乃至破坏,最终影响社会安定局面的有效维持。同时,企业倒闭势必殃及“企业办社会”功能的维系,企业所办学校、养老机构、托儿所以及其他公共实施等也将失去依附而为社会和谐稳定增加负面因素。其三,就个体层面而言,破产案件往往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具有扩散效应而使之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公益色彩。破产案件发生后,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乃是企业职工,企业职工将面临失业风险而危及将来的生计和发展。上市公司一旦破产,遭受损失者除企业经营者阶层外,还涉及大量的员工和中小股民的利益,股市的波动也将损及稳定。不仅如此,债权人尤其是普通债权人的受偿利益势必因债务人陷入破产境地而失去原先应有的法律保障,受此牵连,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之受损也难以幸免。

由此来看,破产案件即便是小微企业甚或个人破产,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和巨大的负外部性必定蕴涵着程度不一的公益性因素。尽管从理论上不能简单地断言凡破产案件均属公益性案件,但破产案件中具有较为强烈的公益性因素乃是不可避免的;基于这种公益性因素,作为法律秩序的维护者与公众利益的代表者,检察机关介入破产案件实施法律监督便获得了正当性依据。破产程序检察监督因规则约束而具有了形式理性,通过监督破产法律的正确实施和保障破产程序的顺利推进,弥补因救济缺位而受损的公共利益。

由上可知,在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规定的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对破产程序中所存在的“破产难”、“破产乱”、公益受损、法院权力过于集中易致腐败等问题,通过行使法律监督权加以克服、缓解和排除,具有毋庸置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反观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其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未设任何规定,此一立法空缺有待弥补。鉴此原因,作为立法的基本定位要求,本次企业破产法修改时在第一章“总则”中增加规定:“检察机关依法对债务人破产程序实行法律监督”,以作为检察机关全面介入破产程序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提供部门法的总依据。然而,仅仅将检察机关对破产程序的法律监督作为一项抽象的基本原则加以规定尚属不够,此外还需要在企业破产法的“分则”部分对其监督规则、监督程序、监督方式、监督重点以及检察监督与其他监督机制之间的关系等事项作出具体的相应规定。


三、破产程序检察监督之功能定位

为使企业破产法对检察监督原则的具体内容得以充分系统完整地铺展和表达,有必要对检察监督在破产程序监督体系中的合理定位进行明确和界定。鉴于破产程序较之于一般诉讼程序而言所具有的涉及人数众多、利益重大、社会关切等诸多特征,破产程序立法中一大内容便是设置多元化且相互补足的监督体系。就现行企业破产法而言,破产程序中的监督机制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债权人会议和源出于债权人会议的债权人委员会,这是破产程序中特有的监督机制;二是人民法院,这是破产程序中固有的监督机制。这两类监督机制所指向的监督对象各有差异,同时也有交错性。

由此来看,就立法的规定和理论的逻辑上说,破产程序并不缺乏监督主体;然而衡之以监督实效,破产程序现有的各种监督主体难以满足破产案件公正高效处置的实际需要,因而存在亟待弥补的监督盲点。其一,诉权监督乏力。就立法论而言,我国破产程序中当事人自治性因素不断强化,然而不能不正视的现实是,在破产程序中来自当事人的诉权监督显得疲软乏力,难以发挥出足够有效的监督功能。这是因为破产程序尽管具有衍生诉讼等诉讼类派生型纠纷,但总体上属于非讼类司法程序;在以非讼性为本质规定的破产程序中,当事人并无实质意义上的诉权可言。在现行的破产立法中,只有两种裁定允许当事人提出上诉进行司法救济:一种是不予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另一种是驳回破产申请的裁定,而对其他的裁定或决定等包括债权人和债务人在内的破产当事人均无上诉权。不仅如此,对不予受理破产申请以及驳回破产申请的裁定,当事人提出上诉后,若当事人对上诉结果依然心存不服且尚不能进一步寻求再审救济。可见,通常诉讼程序中当事人所享有的监督性诉权在破产程序中基本上付诸阙如。其二,审级监督匮乏。在诉讼案件中,上级人民法院乃至最高人民法院对审案法院进行审判监督或审级监督是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破产案件中,基于上诉机制的基本匮乏,诉权监督所产生的审级监督也相应处在空白状态。与此同时,与执行程序有别,破产程序亦因其属于司法程序而非行政程序而欠缺来自上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主动干预监督机制。其三,法院监督存在逻辑悖论。《企业破产法》第23条第1款规定:“管理人依照本法规定执行职务,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并接受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管理人由法院指定并向法院报告工作当然就包含了接受法院监督的基本含义。然而法院对破产管理人实施司法监督面临两个悖论:一是破产管理人是法院所指定,而指定错误乃属办案差错,其要承担司法差错责任,这必然弱化了法院对破产管理人的监督权。在司法程序中,法院本应作为中立第三方裁判者,保持相对超脱,然而在破产案件中,法院却从中立的裁决者实现了向监督者、指挥者和裁决者多元一体的角色转换。这样法院对破产管理人的监督便面临着“运动员”与“裁判员”的角色紧张难题。二是法院本身也缺乏监督。法院在破产程序中基本上处在无人监督的真空状态。诉权监督与审级监督在破产程序中的匮乏与羸弱前已述及,债权人会议、债权人委员会、破产管理人对破产法院也基本没有监督权和制衡力量,破产程序成为司法腐败的多发地之一似乎也是势所必然。其四,来自债权人的监督功效有限。债权人对破产程序的监督既可以通过债权人会议进行,也可以通过其所选任的债权人代表或债权人委员会进行。然而,无论是债权人会议的监督还是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都存在内在缺陷,以致难以发挥出应然的监督功效。因为,债权人会议是由具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全体成员所组成的,其行使对破产程序的监督权面临三大难题:一是常态化难题。债权人会议只能偶尔召集,不可能事无巨细一概通过债权人会议来进行决策和监督,尤其是召集债权人会议的成本高昂,其制度性成本会在实质上降低债权人从破产财产中的受偿比例。二是专业化难题。破产程序中所涉及的很多事项都具有极强的专业色彩,如重整计划是否具有可行性与合理性,是否需要对重整计划进行调整,诸如此类事项,非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士通常难以问津。债权人会议所设置的债权人委员会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第一道难题,但第二道难题却难以破解。三是合意化难题。债权人会议抑或债权人委员会是由各种各样的债权人组成的,有普通债权人、放弃优先受偿权的担保债权人、职工债权人、税收债权人、共益债权人等。在破产程序中,各种债权人的利益驱动不尽一致,要其在监督事项上达成一致形成共同意志有时显得极为困难,这势必影响其监督效率。不仅如此,债权人会议或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并不具有最终意义。根据《企业破产法》第23条的规定,对破产管理人依法执行职务的监督,人民法院、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均享有相应权限,然而一旦债权人会议或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与人民法院的监督形成冲突,则以人民法院的监督为准;这样一来,监督体系又循环至法院的司法监督,而法院的司法监督之外则缺乏任何其他法定监督,监督体系无法形成逻辑自洽状态。由于企业破产法没有规定外部监督,仅依靠以法院为主导、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为双翼的二元模式的内部监督,难以发挥监督实效。鉴此种种,我们认为债权人对破产程序的监督实属功效有限,应当是符合立法逻辑和实际情况的。

以上可见,在我国破产程序立法现制中,其监督体系中仅仅存在通常性监督,而缺乏以专司监督为职责的专门性监督。因此之故,作为完善的立法趋势,应当将破产程序中的通常性监督和专门性监督有机结合起来。

在我国,破产程序中的专门性监督指的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介入破产程序并无其他任何实质性职能可言,其参与破产程序的唯一目的和职能就是对包括法院在内的各种破产法律关系主体实施法律监督。在企业破产法的修改中,一方面要继续完善破产程序中的通常性监督,包括法院的审判监督、债权人团体以及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破产管理人的监督等,另一方面则要增设检察机关对破产程序的专门性监督,二者应当高度融合,协同运作。我们不能不意识到,在我国,“一些重要的法律实施活动并未全部纳入检察监督的视野”。对破产程序的法律监督而言,其立法便处在盲区状态。检察机关对破产程序所实施的专门性监督有助于将破产程序中各种现存的通常性监督机制进行体系化构建与整合。其主要表现在:其一,对破产程序中通常性监督权所不能涵盖的部分,由检察机关进行拾遗补缺的补充性监督。例如对府院联动机制中过于外溢的行政干预因素,检察监督可以发挥通常性监督所无法发挥的抵御性功能,基于“四大检察”通过行政检察监督将行政干预限定于最小化的必要状态,从而保障破产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其二,对破产程序中的通常性监督,由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的监督”,形成破产程序中的监督闭环格局。实践表明,无论是破产程序中的当事人,包括债务人和债权人,也无论是破产管理人还是破产程序中的其他关系人,甚或行使破产审判权的人民法院,都可能出现滥用权利或权力从而导致破产程序价值目标实现受阻的困境和障碍。例如,对破产管理人的违法违规,债权人等破产关系人固然可以进行监督,但如果破产法官懈怠职责未能对破产管理人实施有效监督,则破产程序中的监督系统便易陷入崩溃,此时所造成的破产监督危机便只有通过检察监督的介入才能有效化解。相较而言,检察机关与相关主体没有利益牵扯,有助于其监督效能得到最大发挥,而且相较于法院在破产案件中具有指定破产管理人等职能,检察机关的“不相干”更加纯粹,其介入正好可以弥补对破产程序“外部监督”的缺位。因此,破产程序中的专门性监督有助于通常性监督机能的充分发挥。其三,检察机关的专门性监督有助于提升破产程序监督系统的层次和境界。通常性监督基本上都是从一定主体本位出发的,如债权人会议以及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主要是为了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并不殃及债权人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其则匮乏监督动因。破产管理人的监督也以债权人的利益为旨归。人民法院的监督尽管具有涵盖性和中立性,但其不仅本身需要接受监督,而且其主要偏重于法规出发型的监督,对破产程序中所涉及的事实出发型以及政策实施型等问题则所顾不暇,监督的层次和境界存在着固有的局限性。检察机关对破产程序所实施的法律监督,不仅没有任何利益关联因而相对超脱,而且检察机关具有从宪法以及法政策高度进行法律监督的宽阔视野,更容易从立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局、权衡各方利益诉求等综合视角,使破产监督具备宏观性、聚合性和全景性,从而对破产程序监督系统发挥出纳什均衡式的整合、升华和赋能作用。


四、检察机关破产申请权的正当性及制度构建

破产程序要切实发挥作用,首要的步骤是有力量将其推动,从而使其“车轮”得以启动。破产程序的启动是破产程序的第一环节,如果在该环节发生故障,则后续破产程序的诸多功能均无从说起。

根据我国《企业破产法》第7条的规定,在我国有权提出破产申请的主体包括债权人、债务人和清算组三种,均属于申请主义启动模式之范畴。

然而实践表明,在破产程序启动机制上实行绝对的申请主义模式往往会使破产程序的启动陷入困境,从而成为导致“破产难”的诱因之一。申而言之,基于破产程序的启动所导致的“破产难”,其原因可以解析为以下主要方面:首先,债权人基本上不具有申请债务人破产的原动力。从破产法发展的早期历史以及后期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上看,破产法实行债权人利益保护本位主义,债权人最有申请破产的内驱力。然而,在我国,尽管实践中绝对多数的破产案件是基于债权人的申请而启动的,但我国进入法律程序的破产案件数量仅占事实上的破产案件数量的极小部分,债权人申请破产的动力机制尚未有效形成。债权人更倾向于通过司法诉讼以及后继的执行程序而不是破产程序获得权益保障,破产程序不仅成本高昂、耗时甚长、程序繁复、专业性强,尤其是对普通债权人而言,其通过破产程序获得的债权受偿率通常较低,而且破产程序一旦结束,其债权债务关系便彻底了结,此后再不具有恢复执行的可能性。鉴此种种缘故,债权人很难生长出足够的申请破产之动力源泉,基于债权人申请破产而产生的强制性破产近乎形同虚设,未能形成常态化破产司法实践样态。

其次,债务人也不具有申请破产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我国缺乏有效的破产预警机制和破产申请责任制度,在债务人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债务危机时期,债务人并无申请破产的法律义务,也缺乏相应的国家机构对债务人提出破产警告,责令或敦促其提出破产申请,债务人陷入破产困境之时往往已是无产可破或基本缺乏破产财产的状态。因此,对陷入破产困境的债务人而言,是否申请破产已意义不大,被强制执行和被破产只是法律程序的名目存在区别而已。不仅如此,债务人尤其是债务企业有时因管理混乱甚至严重违反企业合规要求与标准而往往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制裁责任,一旦进入破产程序经过严密的破产审查,其经营过程中的违法违规之处便势必暴露无遗,负有潜在法律责任的债务人尤其是债务企业的高管对于破产往往退避三舍,更遑论主动申请破产。加之在我国,债务人一旦申请破产,往往易被潜在地打上破产逃债的标签,因而债务人面对破产局面有一种本能的回避心态,实践中债务人主动申请破产案例不多,正是债务人启动破产程序困难的有力佐证。

最后,清算组申请破产的例子也极为罕见。根据我国《企业破产法》第7条的规定,对企业法人负有清算责任的人负有向法院申请破产的法律责任。《公司法》第237条第1款作出了类似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发〔2009〕52号)第32条阐释了清算组破产申请责任制度的规定。不仅如此,我国地方性破产法规中也有破产申请责任制度的相关探索。例如,2021年11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上海市浦东新区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企业破产制度若干规定》,其第4条便规定,在企业符合法定破产条件下清算组负有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的法律责任。但问题在于,清算组也是要由企业法人来负责组建的,而企业法人处在破产困境之中,往往回避适用企业清算程序,因而依赖清算组来填补无人提出破产申请的制度空缺事实上是概率极低的事情。也正是因为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法释〔2008〕6号)第18条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的赔偿责任作出了具体规定。事实上,清算组只是在企业从自愿清算转向破产清算的环节中发挥作用,其地位和角色基本相当于债务人,而不具有独立的申请破产主体之意义和价值,因而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破产程序的启动权由债务人和债权人进行私权属性把控之非合理状态,破产申请难的困境并没有因为立法规定了清算组的破产申请责任制度而有所松缓。

上述因素的造成,一方面源于我国破产激励机制尚未完全形成,破产立法理念和本位取向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模糊之处,另一方面则与我国破产立法有关破产程序启动主体制度的设置存有偏颇和缺项有内在关联。司法解释的内容也反映出法院方面认为检察机关对破产程序的监督属于事后监督,仅认可对严重影响实体权利且诉讼法中已明确规定有再审救济程序裁定的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 因此,作为诉前监督形式的检察机关申请启动破产程序的制度便无法在实践中得以探索和实施。

其实,破产程序既有私法的因素,亦有公法的因素,其是一种高度的私法自治与高度的国家干预相结合的程序。就破产程序的启动主体制度而言,从破产法的发展历史上看,破产程序的启动向来有申请主义模式和职权主义(亦称破产官治主义)模式两种立法例的选择。申请主义模式将破产程序的启动钥匙交由包括债务人和债权人在内的破产法律关系当事人来运用和操作,实行当事人意思自治主义的破产启动模式;职权主义或破产官治主义模式则除当事人被赋予破产申请权外,还将破产程序的启动权配置给公权力的某种机构予以行使,从而对申请主义起到补充和矫正作用。如前所述,我国企业破产法仅仅规定了破产申请主义的立法原则,而缺乏对职权主义启动方式的制度构建。

笔者认为,鉴于破产法兼有公法和私法的综合特征,加之破产案件的公益性较强、社会影响较大、往往关系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性因素,同时与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之大局密切关联,职权主义的启动模式在我国破产程序中应有一定的适用空间。更一般地说,在我国,国家干预原则在破产程序中应当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定,其内涵和表征之一就是赋予国家公权力机构以一定范围内的破产程序启动权。

进一步的问题还在于,实行破产程序启动机制的职权主义模式,究竟应当将该权力配置给哪一个国家机关则值得深入研究。从比较法视野看,国家机构启动破产程序的立法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专门设置官方申请人制度。官方申请人是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申请启动破产程序。英国法便规定:如果破产案件中涉及破产犯罪,则官方申请人有权提起破产申请;另一种是将破产申请的国家职权赋予检察机关,如荷兰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对与公共利益有关的破产案件提出破产申请。意大利《1942年破产法》第6条规定检察官有权申请债务人破产;法国法中也有公诉机关可以提起破产申请的规定。

在我国,为了解决破产启动难题,有学者提出由行使破产审判权的人民法院肩负起依职权主动启动破产程序的法律责任,实行法院职权启动主义的立法原则。从历史上看,尽管破产职权主义的立法例主要指的是法院依职权主动启动破产程序的立法原则,但此后鉴于司法程序“控审分离”理论的逐步建立并日趋根深蒂固,法院便从破产程序的启动者行列退了出去,而将职权主义的破产启动权让位给了其他国家主体,以恪守法院在破产程序中的被动性、中立性地位和角色,避免司法职能的紊乱。笔者认为,无论是破产程序的原始性启动抑或“执行转破产”的程序转换性启动,人民法院均不宜担当破产程序的官方启动者角色。此外,诸如工商管理之类的行政机构、府院联动机制中的破产行政管理机构,由于其行使行政权,为避免破产法律关系失衡,其亦不宜被赋予破产申请权。

笔者认为,在我国的职权主义的启动主体阵营中,唯有宪法所设置的以法律监督为天职的检察机关才是被法律赋予提起破产申请权的最佳主体。2026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司法判决执行与破产制度有机衔接,依法有效盘活被查封冻结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17〕2号)第4条规定了“执行转破产”制度,但该制度之适用仍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前提,法院不得主动实施“执行转破产”的程序变更行为。因此,“执行转破产”制度仍未实质性改变当事人申请主义所造成的破产程序启动之困。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参与“执行转破产”从而促使程序转换已有诸多探索。例如,河南某数码公司拖欠工资案判决生效后未得到及时执行,公司资产处于被查封状态,400余名下岗职工的近千万元债权无法得到清偿。安阳市某区检察院例行对执行案件监督时获悉这一情况后随即向该区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将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后该区法院作出移送破产审查决定并将案件材料移送中级人民法院,中院裁定受理。本案中,检察机关从司法实践出发,基于《宪法》和《民事诉讼法》所赋予的法律监督权,采用检察建议这一软性监督方式向法院及时提出动议和建言,助推法院完成了“执行转破产”的程序变更过程,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执行转破产”的适用之困,由此也为从总体上克服“破产启动难”提供了一条可行的思路。如果将该实例中的检察功能推而广之,在立法上赋予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的职权,便是顺理成章之举。面对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权利救济诉求,出于宪法期许的职能定位和作为社会管理创新中重要的参与力量,检察机关应主动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积极发挥检察监督的法律服务功能。有理由相信,检察机关提出破产申请机制的建立,必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望克服或至少是极大缓和破产程序的启动困境,从而服务于维护司法公正、维护全体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正当权益、保障社会资源配置公正有效的价值追求。

当然,赋予检察机关提出破产申请权力的基本定位只能是当事人申请主义破产的必要补充,而不能成为破产程序启动的一项基本原则。企业破产法修改时可从以下两方面对检察机关行使破产申请权进行限定和规制:一是从前置程序上看,检察机关只有在破产当事人以及诸如清算组之类的适格主体不提起破产申请之时方能够作为最终保障力量行使破产申请权。也即,检察机关提出破产申请要遵守“破产申请受阻”原则,只有在破产申请人缺位的情况下才能由检察机关行使公权力启动破产程序。这不仅是尊重破产程序私权自治原则的需要,也是检察监督谦抑性原则的表征之一。如果有其他适格程序主体提出破产申请,检察机关则不宜重复提出该申请,但如果检察机关认为确有必要,也可以加入破产申请,成为破产申请的支持者和破产程序的监督者。二是从案件范围上看,检察机关提起破产申请应当符合一定条件,需恪守有限性原则。检察机关被赋予破产申请权,其目的不在于取代破产当事人启动破产程序,而在于维护破产案件所涉及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诚然,破产案件通常会涉及或多或少的公益性因素,但即便如此,检察机关对所面临的破产案件也要进行筛选和甄别,不得来者不拒、无条件地提出破产申请,否则即有损及私权自治性、滥用检察监督权之虞。至于检察机关对哪些类型的破产案件在无人提出破产申请的前提下可以依职权向法院提出申请从而启动破产程序,可以参考后述检察机关对破产程序进行法律监督的重点领域加以确定,为避免重复,此不赘述。


五、破产程序检察监督的重点领域

在基本原则的层面而言,检察机关对所有的破产案件均有权实施法律监督,但从操作策略而论,检察机关受制于监督力量等诸多客观性因素势必难以面面俱到地对所有的破产案件均一步到位实施同等程度上的法律监督,而必须从实际出发,首先明确检察机关对破产程序实施法律监督的重点领域,然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深入和推广。2021年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98条仅仅将“破产程序”笼统地纳入检察监督的范畴,但对其重点领域并未作出规范性指引。仅一些地方所出台的破产程序监督规范性文件对监督重点有所涉及。从目前学理上的探讨来看,对破产程序进行法律监督的重点内容,通常是根据破产程序的时间进展和过程节点,从实践中的问题意识出发确定的,如对程序启动、债权申报、破产清算、破产审判、破产管理以及破产中的相关行政行为的监督等。有学者认为破产检察监督的内容主要应包括对破产过程中的破产欺诈、破产受贿和渎职破产等犯罪行为进行检察监督;检察机关应对管理人进行追责,同时应对法院的审理程序以及是否存在职务违法犯罪问题进行监督。笔者认为,鉴于我国破产程序的法律监督尚属起步阶段,有必要将破产案件分为常态性案件和非常态性案件两大类别对监督重点加以区别对待,并且二者之中应当以非常态性案件为检察院进行法律监督的重中之重。常态性案件是破产程序呈现的常态模式,也是原型式的破产案件,破产案件中的多数属此类别;非常态性案件是破产程序的复杂化、变异化形态,在该类别的破产案件中,除常规的案件元素外,还夹杂有其他复杂化案件元素。检察机关对破产案件的监督,重点应当首先置于非常态性案件之上。

(一)虚假破产与刑民交叉案件的协同监督

1.虚假破产案件的监督。在我国破产司法实践中,并非鲜见的一种破产异化现象便是所谓“假破产、真逃债”,主要的手段是债务人通过隐匿、转移财产或者虚构债务,以申请破产为名,行破产逃债之实。我国《刑法》第162条对虚假破产犯罪作出了规定。检察机关介入破产程序实施法律监督能够及时对当事人恶意串通谋求不合法利益的情况给予纠正,并能够减少第三人因知情权不足难以或很晚发现自身权益被侵害的事实,或者能力限制达不到提起撤销之诉的证明标准难以维权的情况。例如,某公司董事长虚构公司债务2800万余元后申请破产,法院以虚假破产罪定罪判刑,对恶意逃废债予以警示、震慑。对虚假破产案件的法律监督成为检察机关进行破产监督司法探索的前沿阵地和突破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在关乎破产的虚假诉讼的案件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2.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协调。刑民交叉案件属于混杂有破产犯罪案件的综合性破产案件。破产犯罪是指破产人或破产案件相关人在破产宣告前或破产程序进行中所实施的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违反法定义务、破坏破产法律秩序等应受刑罚处罚的严重违法行为。《企业破产法》第131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如涉嫌构成虚假破产罪,虚假诉讼罪,妨害清算罪,隐匿、故意销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等破产犯罪案件。此类破产犯罪案件通常涉及刑民交叉复合司法程序的运用,检察机关依职权提出破产申请或者进行法律监督有助于将相关联的法律案件进行合并处理,从而消弭司法冲突以及程序紧张,最终达到以“刑”促“破”、以“破”补“刑”的效果。惩处审判人员为了维护地方部门私利或个人私利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枉法裁判行为;规制中介机构出示虚假验资报告、财产评估不实等违法行为。通过刑事检察监督,打击破产主体故意转移、隐匿资产,侵吞国有资产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刑民交叉案件应当成为检察监督的重点案型,通过监督,不仅使破产犯罪案件得到合法处置,而且使相关民事类破产案件也得到合法处理,体现在这里的关键点是刑民交叉衔接机制的构建和运行。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改变了过去长期奉行的“先刑后民”的处理原则,规定仅在刑事法律关系的结果会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处理造成实质性影响时才实行“先刑后民”的规则。202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法发〔2021〕10号)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对“刑民关系”的非必然性顺位也进行了强调和重申。这对检察机关进行破产监督具有指导意义。

(二)涉众型与重大破产案件的公共利益保障

1.因人数众多、涉及面广等原因容易导致群体性事件的破产案件。例如某粮油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案,虽然该公司属于民营企业,但涉案金额大,债权人申报债权高达55亿元,牵扯主体多且案件复杂,存在集资诈骗等犯罪行为。此类破产案件,检察机关一旦在履职中发现案件线索即可依职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或实施法律监督。

2.有关国计民生、关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破产案件。如国企破产、金融机构破产等案件即可划为此范围。

3.政策性破产案件。政策性破产案件是基于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等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的破产,对该类破产案件的处置往往涉及较强的政策问题,由检察机关出面提出破产申请或依职权实施法律监督也是理之所归。

4.涉及职工安置难、“企业办社会”的功能疏解难等因素的破产案件。此类破产案件通常涉及较多需要政府协助解决的问题,检察机关提起破产申请或依职权实施法律监督有利于破产善后问题的解决。

(三)关联企业合并破产与衍生诉讼的合法性审查

1.关联破产案件。关联破产案件是指基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破产主体之间的关联性而将其破产程序进行合并处理的复合形态的破产案件。关联破产案件所涉及的各个破产企业由于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也成为虚假破产、违规破产、破产犯罪的多发领域,也因此成为检察监督的重点案型。关联企业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现象普遍,其对彼此业务状况和经营状况较为熟悉,在出现破产事由之前以及破产过程中容易“互通有无”。与破产企业的其他债权人或债务人相比,关联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利益需要设定担保,调整债权债务的设定、实现方式,在债权债务的产生与消灭上占有先机。关联企业之间的财产难以清晰界定、资产追索复杂,给资产清理带来困难,尤其是一些跨国关联企业更加大了破产程序的难度。基于以上问题,实践中法院对关联公司破产多采取“揭开公司面纱”和实质合并审理方式处理。检察机关对关联破产进行监督时,一方面要确保实质合并破产程序运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防止过度适用实质性合并破产从而损害其他企业和其他债权人等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要对其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环节加强法律监督,防止关联企业转移资产、逃避债务。

2.涉及衍生诉讼的破产案件。与破产清算、破产重整、破产和解以及申请财产追加分配等破产程序案件不同,诸如破产撤销权纠纷、破产债权确认纠纷、破产抵销权纠纷、破产取回权纠纷、破产别除权纠纷等则属于破产衍生诉讼。破产衍生诉讼是从破产案件中派生出来的纠纷案件,本质上属于诉讼案件,与破产案件整体上属于非讼案件的性质有所区别。法院对破产衍生诉讼案件的处理应当根据诉讼程序和诉讼法理进行,而不是根据非讼程序和非讼法理进行。与此相适应,检察机关对破产衍生诉讼的法律监督在监督的模式、方法方式等方面均有别于对破产案件本身的监督。

检察机关对破产衍生诉讼案件的法律监督主要应针对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恶意串通型衍生诉讼,也即该类衍生诉讼本身就是虚构的产物,目的是虚构债务或改变债务的数量或性质,或者提前清偿债务,从而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对此可以通过提起撤销权诉讼、确认无效型诉讼等方式加以法律监督。二是怠于提起型衍生诉讼,也即破产管理人对应该提起的衍生诉讼,如追讨债务之诉、终止租赁之诉等,基于种种缘故而拒不提起,从而形成程序僵局、损害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实践表明,由于破产企业一方真正权利主体缺位、作为破产企业一方代表的管理人会消极懈怠而存在怠于起诉和消极应诉等情况,当事人恶意串通、诉讼攻防失衡等诸多问题也非个例。针对上述情况,检察机关应通过督促起诉、支持起诉、提起民事诉讼乃至提起公益诉讼等方式对衍生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四)类案监督与系统治理

破产类案监督是与破产个案监督相对而言的概念,是指检察机关根据一定标准,对林林总总的破产案件进行分门别类所实施的法律监督,其特征是规模性、综合性、同质性和普遍性。在目前我国破产立法相对不够健全和完善、破产司法对立法条款的执行率较低、司法解释较为混乱的现实背景下,类案监督有助于发掘和充分利用破产检察监督的司法资源,使破产检察监督产生集合性法律效果,提高破产程序检察监督的效率,扩大破产程序检察监督的社会影响力。不仅如此,类案型破产监督也有助于提高检察机关对破产案件实施法律监督的技术化水平和办案能力,更新破产程序检察监督的体制和机制,推动破产立法和破产司法不断趋于完善,因而类案监督应当更受重视和关注。

类案监督应当基于问题意识针对破产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普遍性问题,分轻重缓急逐步推进。例如有学者对我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例进行研究后,发现重整后大部分股权由旧股东获得,只有很低比例的清偿分配给了无担保债权组;有的破产重整对股东权益没有调整或者调整比例小于对债权的调整比例;法院对重整计划的“强裁权”往往易致滥用,给债权人的总体利益造成损失。因此,检察机关对破产重整程序应当更加重视进行法律监督,防止重整程序成为逃债的合法手续。从理论上说,不妨建立类案监督的概念模型,将类案监督进行具体化分层。主要包括:以破产主体为标准,将类案监督分为对国有企业破产的检察监督、集体企业破产的检察监督、民营企业破产的检察监督、个人连带破产的检察监督;以行业为标准,将类案监督分为制造业企业破产监督、服务业企业破产监督、金融业企业破产监督、房地产企业破产监督、互联网企业破产监督等;以破产程序节点为标准,将类案监督分为受理破产案件的法律监督、清算破产案件的法律监督、和解破产案件的法律监督、重整破产案件的法律监督等;以监督对象为标准,将类案监督分为对破产法官的法律监督、对破产管理人的法律监督、对破产债务人的法律监督、对破产债权人的法律监督以及对其他相关破产关系人的法律监督等;以诚信原则为标准,可将类案监督分为诚信破产案件的法律监督、非诚信破产案件的法律监督等;以法律领域为标准,可将类案监督分为民事类破产案件法律监督、商事类破产案件法律监督、刑事类破产案件法律监督和公益类破产案件的法律监督;以繁简为标准,可将类案监督分为复杂破产案件的法律监督、一般破产案件的法律监督和小微型简单破产案件的法律监督等。

可见,类案监督与专业化监督、专项监督、精准监督、集中监督、标准化监督、政策性监督等概念往往是关联在一起的。检察机关应深入实施数字检察战略,深化检察大数据法律监督平台建设和应用,深度挖掘内外部案件数据,主动发现破产案件监督线索,实现“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效果。在检察机关对破产案件实施个案监督的同时,推进破产程序的类案监督乃是当务之急。


六、破产程序检察监督的模式类型与介入梯度

破产检察监督的模式类型是指检察机关得以嵌入到破产程序之中行使法律监督权所仰赖的各种不同的程序上契机。基于宪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以及破产司法实践等的相关规定及做法,笔者抽象出破产检察监督的五种模式,即:启动监督模式、法定监督模式、申请监督模式、邀请监督模式和职权监督模式。检察机关对破产程序实施法律监督所遵循的这五种模式既蕴含着相异的程序构造和分布领域,同时也体现了检察机关进行破产监督的力度差异和介入梯度。由于启动监督模式的内容与前述检察机关应有权提出破产申请的论述相竞合,因而这里不再赘述。兹就其他四种模式分述如下。

其一,法定监督模式。法定监督模式是指检察机关基于破产法自身的明确规定而对破产程序实施法律监督所形成的监督模式,其具有法定性、节点性、许可性和效力性等特征。除立法明确规定的适用启动监督模式的部分案件亦可划归为法定监督模式的广义范畴之外,狭义的法定监督模式仅仅针对破产程序中所出现的某些特殊事项而产生。法定监督模式的规范性表述是:如果某特定事项未经检察机关的审查许可,则破产管理人等相关破产法律关系主体不得实施,否则不产生法律效力。《澳门特别行政区民事诉讼法典》中有若干此模式的相关规定。其第1108条第1款规定:“解除法律行为之诉讼或行使债权人撤销权之诉讼,须附属于破产程序进行;经检察院许可之破产管理人,或任何债权人,均得提起该等诉讼。”第1109条第3款规定:“在买卖合同中破产人为出卖人之情况下,如宣告破产当日已移转对物之所有权,则合同不终止;如直至当日仍未移转对物之所有权,则破产管理人经检察院许可,得选择要求合同之履行或解除,但买受人有权就其所受之损害要求以破产财产作赔偿。”依据上述规定,如果不是债权人而是破产管理人行使破产撤销权,则应当首先取得检察机关的同意或许可;同时,破产管理人行使未履行合同的续行权或解除权,也需获得检察机关的同意或许可。该两条规定,值得我国内地企业破产法修改时借鉴参考。然而,检察机关对破产程序实施法律监督所采用的法定监督模式只能是要点性、节点式的,而不可能事无巨细进行概括适用,同时其立法规定数量不宜过多,只能择其重点而加以适度规定。否则就会与破产当事人的程序自治权、实体决定权以及破产法院的程序指挥权和司法监督权形成紧张关系,也会动摇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者的基本法律定位,造成破产检察监督权的不适当扩张。

其二,申请监督模式。申请监督模式指的是检察机关只有根据破产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才能对破产程序实施法律监督所形成的监督模式。如前所述,就法律属性而言,破产案件既不是完全的公法领域案件,也不是完全的私法领域案件,而是具有综合性、交叉性、混合性的公私交融型案件。基于此种对破产案件性质的定位认知,可以认为,破产程序法律监督机制的启动应当将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结合起来,使检察机关依职权进行法律监督和当事人以及破产程序利害关系人依申请进行法律监督相融合,有重点、有差异地共同发挥作用。尽管我们不能认同“我国破产程序彻底走向当事人自治主导型的破产程序” 这一论断和观点,但无论国家干预主义的观念和原则在破产程序中有何等体现,债权人自治原则依然是破产程序中的主导性和基础性的原则。检察监督之所以必须恪守谦抑性原则,基本的原因就在于检察监督无法从根本上突破债权人自治原则在破产法上的前提性地位。从理论上说,在债权人自治原则主导下所形成的债权人会议以及由债权人会议选任产生的常设性监督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在通常情形下能够发挥出应有的正确决策和有效监督的作用。因此,检察机关对破产程序所实施的法律监督尽管具有覆盖性和独特优势,但基本的定位仍然是兜底性和最终保障性,申请监督模式具有适用上的优位性。

其三,邀请监督模式。邀请监督模式指的是根据人民法院的邀请,检察机关介入破产程序实施法律监督所形成的监督模式。邀请监督模式的表现方式有很多,但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法院邀请检察机关派员见证破产程序某个环节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其重点在于对法院遴选破产管理人的过程合法性进行见证,作用类似于公证员。例如,安徽省广德市人民法院在受理浙江某冶金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安徽某电子有限公司破产一案中,决定采取摇号方式依法为企业指定破产管理人,并邀请广德市人民检察院全程参与、监督。另一种是法院邀请检察机关派员列席债权人会议。例如,2020年10月20日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某医药公司债权人会议,镇江市人民检察院两位检察官应法院邀请全程列席进行监督。邀请监督模式是破产程序检察监督最初也是常见的表现形态,体现出了检法关系在破产程序中的和谐性与协同性,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检察机关对破产程序实施法律监督的正当性和必然性。

其四,职权监督模式。职权监督模式是检察机关依职权对破产程序实施法律监督所形成的监督模式,意指检察机关对破产程序中出现的特殊情形或者具有特殊因素的破产案件,有权力也有责任进行主动的法律监督,而不依赖于当事人或破产程序利害关系人提出破产监督的申请。广义上,职权监督模式涵盖了前述法定监督模式,但狭义上的职权监督模式仅指检察机关依职权对破产程序所实施的法律监督,不包括法定监督模式。这里是在狭义上使用职权监督模式的概念。美国和我国香港地区的检察官在破产程序的各个阶段都可根据需要介入破产程序并提出意见;法国检察官可以直接向法院表达对破产案件的监督意见或者通过上诉对破产程序进行干预。与法定监督模式有所不同的是,我国检察机关对破产程序的职权监督模式可以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的规定上找到参照立法的法律文本。其条文可表述为:最高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以及下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破产裁定,同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所进行的破产案件处理程序,有权依职权进行法律监督。除立法对职权监督模式作出原则性规定外,最高人民检察院还可参照《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37条的规定,对检察机关依职权监督的破产案件范围作出重点指引。

总结而言,上述关于检察机关对破产程序实施法律监督的四种监督模式分处三个层次:法定监督模式处在第一层次,申请监督模式和邀请监督模式处在第二层次,职权监督模式处在第三层次。在适用的基本逻辑上,三个层次的监督模式具有先后顺位性:如果没有法定监督模式的适用条件,则适用第二层次的监督模式,同样,如果没有申请监督模式和邀请监督模式的适用契机,则适用第三层次的监督模式。在第三层次的监督模式中,经过检察机关对破产程序监督因素的综合考量,如果检察机关认为其既不必要启动破产程序,也不必要进行职权化监督,则该破产程序就不会出现检察监督的制度性元素。


因篇幅限制,已省略注释及参考文献。

引注:汤维建:《破产程序检察监督研究》,载《河北法学》2026年第11期,第2页-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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