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杜嘉雯,女,陕西西安人,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刑法学。
摘要:在当前德日学说的杂糅与争议中,我国司法实践对于不作为共犯认定的两重困境主要在于结合我国《刑法》的规定明确不作为共犯的可罚性边界和区分不作为共犯的角色功能。不作为共犯认定的前提在于明确混合惹起说作为处罚根据,以及不作为共犯只能包括不作为的正犯与不作为的帮助犯。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应当从实质层面理解,分别包括由于原因支配、进程支配与领域支配形成的保证人地位;对不纯正不作为共犯的客观归责主要在于风险没有被排除的事实判断与违反义务与结果之间关联性的规范判断。不作为的正犯与不作为的帮助犯之间区分的关键在于不作为是否具有与正犯“等价”的直接的法益侵害性。从不作为犯的实质义务根据出发,对法益侵害结果具有进程支配与领域支配地位的不作为犯成立正犯,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而对法益侵害结果具有原因支配的不作为犯成立帮助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
关键词:不作为共犯;作为义务;支配
一、问题的提出
共犯的不作为犯是指以不作为的行为方式构成的共同犯罪。不作为共犯既包括共同正犯与狭义共犯均以不作为方式共同实施的犯罪,也包括以作为与不作为方式共同实施的犯罪。不作为共犯是刑法教义学中一个边缘化的问题,是“绝望之章”与“试金石”的结合体。
不作为共犯问题不仅存在共犯间不法连带的关联性判断争议,还存在不作为作为特殊行为类型的认定难题。因此,研究不作为共犯的意义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还具有实践价值。不作为共犯的教义学探讨滥觞于德国,在德日的刑法学研究中较为深入,但观察中国本土的司法实践能够发现,不作为共犯的认定争议也多有发生。
以“不值班案”为例,张某某事前明知陈某、杨某某要盗运中海渤海轮上的重油,以有事请假为名,借故让杨某某替岗,放弃当日值班职责,放任陈某、杨某某盗运船上重油,并于事后从中获利3000元。法院认为,张某某虽未实施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但其应当认定为职务侵占罪的不作为共犯。从这一案例可以引申出我国刑法适用中对不作为共犯认定的两重困境:
第一,不作为共犯的可罚性边界的界定问题。关于犯罪参与行为应当承担连带不法的正当性根据,德日存在责任共犯说、不法共犯说、惹起说、纯粹惹起说、混合惹起说以及修正惹起说等观点。但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鲜少出现从共犯处罚根据出发认定共犯成立的判断,而多为从“主客观相统一”的角度笼统认定犯罪,没有将犯罪人的主观方面与客观不法事实分离开来,导致犯罪圈不当扩大。
第二,不作为共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原因力和作用的认定问题。换言之,以不作为方式参与犯罪,如何区分不作为的共同正犯、不作为的帮助犯或者不作为的教唆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关于“主犯”与“从犯”的规定,应当如何判断不作为行为参与犯罪起到了“主要作用”还是“次要、辅助作用”?
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不仅事关具体的教义学争论,还反映了我国刑法自主知识体系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对域外学说应当如何引入、如何修正以适应我国理论与实践需要,使其能够在契合中国实践与中国法制的基础上焕发中国特色的理论生机?因此,本文试以域外理论的本土修正这一角度,分析不作为共犯认定的前提、不纯正不作为共犯的义务来源与归责规则以及不纯正不作为正犯与共犯的角色区分等问题,并提供一个借鉴德日理论优势,且不违背我国《刑法》相关规定的犯罪认定基本思路,以供探讨。
二、不作为共犯认定的前提厘清
在刑法理论中,尤其是在不作为共犯的语境下,共同犯罪的认定标准一直是学界和实务界争议的焦点。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不仅源于刑法文本对不作为的明确规定相对有限,更在于不作为行为自身的特殊性,使其在与作为行为的对比中表现出不同的法律评价路径。不作为共犯的认定,不仅需要对不作为行为与法益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质判断,还需要厘清其在共同犯罪体系中的定位。厘清不作为共犯认定的前提条件及其实践意义,不仅是解决理论困境的必要步骤,也是明确司法实践中具体适用标准的重要依据。
(一)现行刑法规定是认定不作为共犯的第一前提
不作为共犯可罚性界限的确定,是以共犯的处罚根据为中心,回答以不作为方式参与犯罪为何需要受到刑罚处罚的问题,其本质是在“尊重现有法体系和法秩序前提下侧重研究法律规范的效力和适用”,因此应当以现行刑法规定为其第一前提。对此,德日关于共犯处罚根据主要存在责任共犯说、不法共犯说和惹起说三种立场,其中惹起说又分为纯粹惹起说、混合惹起说以及修正惹起说等观点。
责任共犯说(Schuldteilnahmetheorie)认为处罚共犯的根据在于其使正犯堕落、陷入罪责。此说将共犯的本质视为对正犯道德完整性的侵害,严重偏离现代刑法以保护法益为核心的目的,混淆了责任与不法的阶层,且与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隐含的“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时教唆犯可罚但需从宽处罚的立场难以完全兼容,因其可能导致在正犯无责任时仍处罚共犯。
不法共犯说(Unrechtsteilnahmetheorie)认为处罚共犯的根据在于其诱发或促进了正犯的不法行为。此说虽比责任共犯说更接近法益保护,但其未能清晰说明共犯自身的不法本质,过于依赖正犯不法,在正犯行为合法(如正当防卫)或未达不法程度时,难以解释为何有时仍需处罚教唆者(如教唆他人进行表面合法实为犯罪的行为),且其无法合理解释不作为共犯何以因其“消极”而承担责任。
惹起说(Verursachungstheorie)立足于共犯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强调共犯行为间接引起法益侵害的危险或结果是对其处罚的依据,这一基本立场具有合理性。但问题在于,惹起说这一阵营中的纯粹惹起说、混合惹起说与修正惹起说,何种立场应当在中国语境中得到采纳?纯粹惹起说主张共犯不法完全独立于正犯,可能导致“无正犯之共犯”,与我国《刑法》不处罚“没有正犯的共犯”的基本立场相悖。修正惹起说主张共犯不法完全从属于正犯不法,忽视了共犯自身独立的法益侵害面向,在处理诸如对违法行为(而非犯罪行为)的加功等边缘案例时可能力有不逮。相比之下,混合惹起说结合了二者优点,提出处罚共犯必须齐备“共犯不法”与“正犯不法”两个要素:共犯的不法一部分从正犯不法中引导出来(不法连带),另一部分源于共犯自身独立的法益侵害(不法独立)。
三种惹起说分歧焦点在于共犯的不法是否应当从属于正犯。纯粹惹起说主张独立说,混合惹起说主张限制从属说,而修正惹起说主张绝对从属说,三种观点主要是在“正犯没有着手实施犯罪”的案件中会得出不同结论。
我国《刑法》第25条“共同故意犯罪”的规定显然没有释明共犯的处罚根据,但第29条第2款关于“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的情形,却明确了处罚教唆犯(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张明楷教授指出,本条处罚的是“未遂犯的教唆犯”,即应当将“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解释为“被教唆的人没有犯罪既遂”。换言之,在被教唆的人根本没有着手实施被教唆的罪时,不应当处罚教唆犯,即我国《刑法》不处罚“没有正犯的共犯”。
因此,我国《刑法》至少体现了从属说而非独立说的立场。而修正惹起说与混合惹起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主张不需对共犯进行独立的不法判断,后者认为共犯不法与正犯不法应当分别评价。
本文认为,结合我国《刑法》的规定,应当采纳混合惹起说作为共犯的处罚根据。混合惹起说不仅关注共犯行为本身的法益侵害本质,也认可共犯与正犯之间的不法连带,既符合归责原理,也区分了共犯与同时犯的界限,适当划定了犯罪圈。我国《刑法》第25条“共同故意犯罪”的规定虽未明示,但第29条第2款关于“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的教唆犯的处罚规定,结合学界主流解释(即处罚的是“未遂的教唆”),体现了对共犯独立性的一定限制和对正犯不法的要求,这与混合惹起说的精神相契合。立足于混合惹起说的立场,不作为共犯作为共犯的一种特殊类型,也应当同时具有这种相对的违法性。换言之,处罚以不作为方式参与犯罪的正当根据,不仅是因为其以不作为形式介入或者参与了正犯实施的犯罪流程(不法连带),而且不作为本身也表现出独立的法益侵害性(不法独立)。因此,认定不作为是否构成共犯必须经过正犯不法与共犯不法的双重判断,而不是笼统适用《刑法》第25条进行“主客观相统一”的整体判断。换言之,不仅要判断正犯是否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还要判断不作为的共犯是否具有不法。对于不纯正不作为犯来说,只有数个不作为人具有“保证人地位”时,才可能成立不作为的共同犯罪。在对不作为共犯进行不法判断的过程中,要将纯正不作为犯与不纯正不作为犯分开讨论。对于纯正不作为犯来说,刑法分则明确了构成犯罪的不作为形态,其不法判断当然包括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两个阶层,且判断不作为是否符合刑法条文具体规定的情形,既可以参照前置法的规定也可以直接对刑法法条进行解释,判断起来较为简单。然而,对于不纯正不作为犯来说,刑法条文明确的只有作为典型形态的作为结构,对何种不作为具有与作为相等价的法益侵害性,需要进行较为复杂的、脱离法律文本的实质判断,因此本文重点讨论不纯正不作为共犯的成立条件。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不法判断本质上就是在判断不作为人是否具有作为义务,也就是将这种“无”的判断转化为一种“有”的判断。此外,与作为犯的不法判断流程相同,在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不法判断中,还必须判断法益侵害结果能否归因与归责于不作为人。
(二)不作为行为在共同犯罪中的原因力与作用是认定不作为共犯的第二前提
第一,肯定不作为参与存在构成共同犯罪的空间。典型的共同犯罪多体现为作为形式,当个体以不作为形式介入作为形式的犯罪活动时,其实质构成了与作为犯相对应的共犯关系,此即不作为共犯。关于不作为犯罪能否构成共同犯罪的问题,学术界存在全面否定说与限制肯定说的观点。全面否定说的代表人物——德国学者汉斯·韦尔策尔(Hans Welzel)立足于目的行为论,否定不作为的行为属性及其主观故意性。根据韦尔策尔的观点,不作为不具有事实上行为对结果的操控性和支配性,不能构成犯罪,当然也不可能构成共同犯罪。韦尔策尔的目的行为论存在诸多局限,目前已非主流观点,而大部分学者认为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承认不作为的共犯。比如,克劳斯·罗克辛(Claus Roxin)教授指出,通过不作为“利用”无责任能力人实施犯罪的情形不构成不作为共犯。因为不作为没有对实际实施犯罪行为的行为人产生强制性支配作用。 林山田教授也认为,间接正犯需积极作为操控,因而排除了不作为成立间接正犯的可能性。第二,厘清不作为共犯在共同犯罪中可能担当的角色。不作为共犯可进一步细分为不作为的正犯与不作为的狭义共犯两类,在德日立法例中正犯指共同正犯,狭义共犯指教唆犯与帮助犯。关于不作为共犯能否构成共同正犯,理论界存在对立观点。否定说认为不作为共犯只能成立狭义共犯。如日本判例倾向于将不作为参与视作帮助犯,内藤谦教授解释称,与直接导致犯罪结果的正犯相比,违反作为义务的不作为参与者因果联系较弱,仅辅助正犯行为应归类为帮助犯。西田典之教授认为,理论上不作为共犯限于片面共犯。该观点主张在存在意思联络的情况下,不作为的参与者应当被认定为共同正犯。这一认定主要基于各犯罪人之间的心理因果性和共同作用,而非单纯的不作为行为或作为义务的缺失。国内支持原则共犯说的学者强调共犯仅通过正犯间接损害法益。陈家林教授亦赞同作为者为正犯,不作为者则为帮助犯的划分。肯定说认为不作为的犯罪参与行为在数个不作为人均具有保证人地位的情况下,可能成立共同正犯。本文认为,区分共同犯罪中正犯与狭义共犯的要点在于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引起法益侵害的直接性和间接性,通过行为直接引起法益侵害的是共同正犯,通过行为间接引起法益侵害的是狭义共犯。没有理由认为消极的不作为就必然是间接引起法益侵害的犯罪行为。比如《刑法》规定的遗弃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等纯正的不作为犯,不履行法定义务的不作为就是直接对法益造成侵害的行为;再如,与他人共谋杀人的动物管理员,在他人故意惹怒老虎冲向被害人后不阻止老虎出笼,导致老虎咬人致其死亡的,尽管是不纯正的不作为犯,但其行为依然具有直接的法益侵害性,应当属于正犯。因此,不能排除不作为成立共同正犯的可能。同理,也不能排除不作为形式与不作为形式之间的共同犯罪,例如父母双方都对不慎落水的孩子见死不救,由于父母双方均负有救助义务,其置之不理的行为共同对孩子的生命法益造成了直接侵害,应当认为父母双方成立不作为的共同正犯。而关于不作为成立何种狭义共犯,争议主要在于不作为参与犯罪能否成立教唆犯。一般认为,教唆犯是使他人萌生犯罪行为决意,而自己并不参与被教唆行为的人。教唆行为要达到引起或者强化他人实施犯罪的决意的程度,就必然具有积极性和行动性,消极的不作为不能达到引发他人犯罪意图的效果。因此,不作为的教唆犯是不存在的,不作为参与犯罪构成狭义共犯只有构成帮助犯的可能。
综上所述,在厘清了众多理论杂糅中不作为共犯认定的两个前提后,可以进一步剖析出我国司法实践中认定不作为共犯应当解决的两个问题:第一,纯正不作为犯的不法判断由于存在《刑法》明确规定的依据,因而不具有困难,而明确不纯正不作为共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与归责标准,则成为解决实践困境的第一条思路。第二,由于不存在“不作为的教唆”,因此判断不作为共犯的原因力与作用的要点即在于,不作为是否具有与正犯“等价”的直接的法益侵害性,明确“等价性”判断的具体标准就成为解决实践困境的第二条思路。
三、不纯正不作为共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与归责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判断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及其归责标准往往面临复杂情境的挑战,当不作为行为涉及共犯问题时更是如此。如前所述,混合惹起说作为共犯的处罚根据,强调共犯的不法既源于正犯不法,也源于共犯自身的独立法益侵害。这一双重结构为不纯正不作为共犯的认定提供了规范框架:不作为共犯的可罚性不仅取决于其与正犯行为的连带关系,更取决于其对法益侵害流程是否具有实质的支配力。对“原因支配”、“进程支配”与“领域支配”的类型化分析,正是将混合惹起说的双重不法要求具体化为不作为共犯在事实与规范层面对法益侵害结果的不同支配形态,从而为后续正犯与帮助犯的角色区分奠定基础。
因此,应重点分析不纯正不作为共犯中的作为义务如何被认定与归责,以及司法适用中如何平衡形式义务与实质义务的判断标准,从而为这一领域的理论深化与实践探索提供支持。正如有学者主张,不作为行为的界定应聚焦于作为义务的本质与客观归责的等价性两方面:其一,仅当存在特定性质的作为义务被违背时,不作为方可与作为在构成要件层面实现相当性;其二,在审视作为与不作为情境下,犯罪行为与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后果间的客观归责需被等值对待。作为义务是指应当实施某一行为的义务,这种义务具有无可选择性、强制性,是一种规范意义上的义务。对于何种来源的义务可以作为不作为犯处罚依据,学界争论呈现出从“形式义务说”到“实质义务说”的转变。形式义务说主张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只能从实定法的明确规定中寻找依据,比如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列举的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职业或者业务要求的特定义务,合同行为,自愿承担行为等法律行为所引起的义务,先行行为所引起的义务四种。在前述“不值班案”中,法院的判断即体现了这种形式义务说。
详言之,本案中共存在两种不同的义务,一种是事实性、形式性的义务,即来源于行政命令等产生的义务,在本案中表现为参与值班;另一种是规范性、实质性的义务,即针对法益本身产生的保证人地位进而产生的各种类型的义务。法院的判决笼统认为行政命令产生的参与值班等义务就包含了阻止法益遭受侵害的规范内容,又以事前计划的参与界定了结果回避的可能性,是将事实上、形式上的义务直接等同于规范上、实质上的义务。但是,行政命令并不一定与刑法的法益保护目的相关,也并不一定能够证明违反行政义务行为具有刑事可罚性。因此,这种从形式上理解作为义务来源的观点可能导致刑法处罚范围过大,具有较大局限。相较而言,实质义务说转向从价值论的层面理解作为义务,能够灵活确定不作为犯的成立范围,也能够与我国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相兼容。因此,应当从实质层面理解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实质义务说不是对其的摒弃,而是对其的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在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场合,缺乏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内容,必须从保证人地位的成立与结果可归责性作为肯定作为义务实质存在的主要依据,而在本文讨论的不作为共犯认定中,二者的判断有一定的特殊性。
(一)不纯正不作为共犯之作为义务的实质根据
首先,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保证人地位应当从不作为对结果的支配力判断。罗克辛教授认为,所有的不作为犯都是义务犯,其行为构造本质上是对特定义务的违反。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将不作为犯排除出支配犯的范围之外,但实际上并没有阐明“特定义务”的范围。考夫曼则将作为义务根据内容和机能分为“保护保证人的作为义务”与“监督保证人的作为义务”,但是这种分类方法在大多数场合不具有绝对性。应当认为,不纯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既然在法益侵害性上具有等价性,二者对法益侵害结果的作用力应当可以等同视之,即不作为也对结果存在支配力,而这一支配力的有无成为保证人地位是否存在、结果可归责性的实质根据。
德国学者京特·雅各布斯(Günther Jakobs)从规范论(Normativismus)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理解路径。雅各布斯认为,保证人地位的实质根据在于行为人所承担的“制度性角色义务”(institutionelle Pflichten),即个体在家庭、职业、契约等制度中扮演的角色决定了其对特定法益负有积极保护义务。具体而言,社会是一个由各种制度(如家庭、财产、契约、职务等)构成的规范秩序,个体在特定制度中扮演的角色(如父母、所有者、合同当事人、公务员)决定了其对该制度所保护的法益(如子女安全、财产安全、合同信赖、职务廉洁)负有积极的维护义务。违反这种由社会角色分配所产生的积极义务,即构成不作为犯的可罚性基础。雅各布斯的理论侧重于义务来源的规范性(角色分工与制度期待),而非事实上的支配状态,为理解诸如职务义务、监护义务等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在整合上述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张明楷教授提炼并系统阐述了不纯正不作为犯对法益侵害结果支配性的三种具体类型:原因支配、进程支配和领域支配。这一分类框架,一方面汲取了支配理论的核心,强调不作为对结果发生流程的实际影响力与控制可能性;另一方面,其内涵(尤其是领域支配)与雅各布斯的“制度性角色义务”存在交集,例如特定职务领域的管理权责即可视为一种制度性角色义务。本文认为,张明楷教授的三分法提供了一种相对清晰且更具操作性的分析工具。其将分散的支配观点类型化、体系化,紧密结合了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构造特点,为本文的分析论证提供了规范框架和理论支撑。本文在此基础上,汲取雅各布斯规范论的合理内容,认为保证人地位的形成既依赖于对法益侵害流程的事实支配,也源于其在社会分工中所承担的规范性角色。例如,领域支配常与“制度性角色义务”重叠,如公务员有职务廉洁的义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领域支配的核心在于“排他性管控能力与责任”,这与雅各布斯的角色义务理论互为表里。
因此,本文采用“支配—角色”二元分析框架,既避免形式义务说的僵化,又克服纯粹事实支配的不足,为不纯正不作为共犯的认定提供更具解释力的实质根据,实现了事实与规范的双重契合。“支配—角色”二元分析框架的融合并非理论叠加,而是事实与规范的相互支撑。从事实层面看,原因支配、进程支配、领域支配的成立,往往以特定制度性角色为前提——父母对子女的进程支配源于监护制度,医生对诊疗领域的支配源于医疗制度,无制度性角色则无支配的事实基础。从规范层面看,制度性角色义务为支配关系提供正当性依据:支配并非单纯的事实控制,而是制度赋予的权利与义务统一体,个体因角色获得支配权,便负有防止领域内法益侵害的义务,缺乏该规范内核,支配仅为单纯的事实状态,不产生刑法上的作为义务。
1.不纯正不作为共犯对结果的原因支配
学说史上区分正犯与共犯的理论有主观说与客观说,其中客观说中的实质客观说为主流学说,犯罪事实支配理论是实质客观说的一种。比如,在共犯从属性原则的讨论中,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强调,正犯不仅在客观上实施了犯罪行为,更在主观上对整个犯罪进程具有支配力。梅茨格(Metzger)等学者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提出功能性支配的概念,即如果行为人对犯罪行为的成功实施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并在行为决策或组织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则应被认定为正犯。此外,该理论在团伙犯罪的认定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中,若某成员虽未直接实行犯罪行为,但在犯罪组织、策划或指挥上发挥关键作用,仍可被认定为功能支配的正犯。罗克辛教授也指出,正犯是行为事实的核心角色,即能够支配犯罪事实的人;而共犯只是对行为事实有影响的人,亦即不能支配犯罪过程的人。犯罪事实支配理论还分为行为支配、意思支配和功能支配。如前所述,本文并不认同将不作为犯完全排除出支配犯的范畴,因为具有保证人地位的人以不作为方式放任法益受到侵害,实质上就是对法益侵害的结果具有支配力,这种“支配”不是动作、举止上的积极行动,而是价值论意义上具有控制力、决定力的状态。
立足于混合惹起说,不作为共犯的“原因支配”体现为共犯通过先行行为创设了法益侵害风险,但其对风险实现过程缺乏持续控制,因而其独立不法较弱,更多依赖于正犯不法的连带。从混合惹起说的双重不法要求来看,原因支配的成立需同时满足“共犯不法”与“正犯不法”:共犯不法体现为先行行为创设了独立的法益侵害风险,如医生转移病人至危险环境的行为属于非中性业务行为,具有独立不法;正犯不法体现为该风险通过正犯的作为或不作为转化为实际侵害,如护士未佩戴呼吸机的杀人行为。混合惹起说通过“不法独立+不法连带”的双重限定,明确原因支配的可罚性边界——若先行行为缺乏独立法益侵害性,如普通的职务分工,或正犯未实施不法行为,均不成立原因支配型不作为共犯。
所谓不纯正不作为共犯对结果存在原因支配,是指不作为人在不作为前创造了导致法益侵害的原因,在共同犯罪中这种先行行为可能是不作为人单独实施的行为,也可能是与他人一同实施的犯罪行为。比如,医生明知护士意欲谋杀一位病人,还将本不属于护士管理治疗的被害人转移到护士所在的科室,并放任护士不为其佩戴呼吸机,导致病人死亡。在这种情况中,医生将被害人转移到护士所在科室,为意欲杀人的护士创造了机会,显然不属于中性无害的业务行为,而是创设法益侵害危险的先行行为。尽管医生并没有与护士共谋杀人,其转移病人的行为也是独立实施的,但是基于医生对法益侵害结果具有原因支配力,其放任护士不作为杀人,没有履行保证人所具有的作为义务,构成不作为杀人的共同犯罪。再如,几人共谋前往某地殴打他人,其中一人在群殴过程中掏出尖刀猛刺被害人,其他人没有制止,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其他人也应当承担死亡结果的刑事责任。原因在于,其他人对被害人实施的故意伤害行为尽管没有侵害到被害人的生命法益,但也使其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其他人如果不具有杀人的故意,就应当对被害人的生命法益具有保证人地位。而没有阻止同伙侵害被害人生命法益的不作为,应当构成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共同犯罪。
在讨论不纯正不作为共犯对结果的原因支配问题时,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其理论基础,并结合德国与日本刑法理论加以论证。
首先,关于原因支配的问题,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理论讨论集中在其是否能够满足正犯的构成要件,即是否能够支配犯罪事实。从传统犯罪事实支配理论来看,正犯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其行为对犯罪的发生具有核心作用,并在犯罪过程的组织、决策或执行中起到关键性影响。对于不纯正不作为犯而言,其行为表面上表现为消极的不作为,但如果该不作为源于前行为的风险创设,并导致了犯罪结果的发生,则该不作为同样可以被认定为犯罪事实的支配。
在德国刑法理论中,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共同犯罪责任可以通过因果关系和保证人地位加以论证。根据罗克辛的功能性行为支配理论,正犯的关键在于对犯罪结果的控制力,这种控制力不仅限于积极作为,也可以表现为不作为,即保证人对法益保护的特殊义务。如果保证人负有阻止犯罪结果发生的义务,但却故意放任结果发生,则其与实行犯之间可以形成共同犯罪。德国刑法理论中,保证人义务通常来源于三种情况:法律明文规定、法律地位义务(如父母对子女的保护义务)以及自愿承担责任或前行为导致的特殊危险义务。因此,在不纯正不作为共犯的场景下,只要不作为者对犯罪结果具有因果性贡献,并且负有阻止犯罪结果的义务,其便可能构成共同正犯。
例如,在德国判例中,某公司负责人明知其下属正在实施环境污染行为,却未加以制止,最终导致严重环境破坏。法院认定,该负责人虽然未直接实施污染行为,但其作为公司的决策者,负有阻止违法行为的义务,因此构成不作为犯。同理,在刑事责任共同承担的场景下,如果某人对犯罪的实施提供了决定性的支持,或通过不作为放任了犯罪的发生,即便其自身未直接实行犯罪行为,也应承担共同犯罪的责任。
在日本刑法理论中,类似的观点可以从共同正犯的成立条件入手进行分析。根据日本学者大塚仁的观点,共同正犯的成立需要共同的犯罪意思(共同故意)以及共同的犯罪实行。对于不作为犯而言,尽管其没有直接实行犯罪行为,但如果其不作为与他人的作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犯罪结果的发生,则仍然可能成立共同正犯。例如,在一个典型案例中,一名母亲默许其同居人虐待其子,最终导致孩子死亡。法院认定,母亲虽然未亲自施暴,但其作为法定监护人负有保护孩子的法定义务,在明知暴力行为存在的情况下仍然放任不作为,构成不作为杀人的共同正犯。
回到本文讨论的案例,医生将被害人转移至意图杀人的护士所在科室并放任护士不佩戴呼吸机的行为,表面上看只是未积极干预,但实质上,其前行为已经创造了被害人死亡的高度危险,并且医生作为医疗人员,负有保障患者生命安全的法律义务。根据前述理论,该医生的行为不仅具有因果性联系,而且由于其保证人地位,负有避免死亡结果发生的义务。因此,其放任不作为构成了共同犯罪。在另一个案例中,群殴行为的共犯虽然未直接实施致命伤害,但他们的暴力行为已经使被害人处于危险状态,加之未阻止同伙的加害行为,最终导致了死亡结果。由于这些共犯对被害人的生命负有特殊保护义务,他们的不作为同样构成共同犯罪。
综上,在德国和日本刑法理论中,不纯正不作为共犯的原因支配可以通过犯罪事实支配理论、保证人义务以及前行为风险创设来加以认定。只要行为人通过不作为导致犯罪结果发生,并且其负有阻止结果发生的特定义务,则其可以被认定为共同正犯。
2.不纯正不作为共犯对结果的进程支配
混合惹起说为进程支配的直接性提供规范依据:进程支配的“共犯不法”表现为不作为人对风险实现的直接控制能力,如救生员对溺水者的救助支配,其不履行义务的行为本身具有直接法益侵害性;“正犯不法”表现为该支配力与正犯行为或自身作为义务的不法连带,如救生员与溺水风险的直接关联。若缺乏这种直接控制的共犯不法,仅存在对正犯行为的间接配合,则不符合进程支配的认定要求,这与混合惹起说强调的“共犯自身不法”相契合。
西田典之教授认为,排他性支配大致分为两种。第一类排他性支配需要通过客观事实考量,即对于整个事件的因果流程,不作为者完全地、排他地掌控,并且系其自身意思;第二,领域性支配,即行为人虽不具备相应意思,但客观上处于排他性掌控事件进程的状态。同时,他还需要具有一定的保护、管理义务,才负有保证人义务。例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幼儿园教师对幼儿、泳池救生员对泳池学员等。如何在不作为共犯中判断不作为人的不作为是否对犯罪事实存在进程支配,主要需考量危险现实化的客观要素和行为人控制因果进程的主观要素。
首先,事实上支配因果进程的不作为共犯是使危险现实化或者危险现实化可能性增大的犯罪参与人。例如,在司机撞人后将伤者送往医院,但在送医途中因害怕承担法律责任进而转变意思,选择将伤者遗弃于路边,最终伤者因流血过多而死亡的案件中,如果事后能够查明伤者如果及时送医就不会死亡,那么司机在遗弃伤者的过程中就将致人死亡的危险现实化了,整个事件进程或者因果流程就处于行为人支配、掌控之下,司机具有保证人地位而没有履行作为义务,构成交通肇事罪与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数罪。
其次,在主观方面,行为人应具备意识到不作为行为可能导致犯罪结果的发生,并负有一定的法律义务。西田典之教授指出,只有当行为人处于控制犯罪结果的状态时,其不作为行为才具有刑事责任。通过这一分析可以看出,行为人若能够预见到不作为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且其处于具有保障义务的地位时,未履行该义务便构成对结果进程的支配。换言之,行为人处于支配犯罪结果的客观状态时,其不作为行为便可能导致犯罪结果的现实化。
进一步分析,不纯正不作为共犯的刑事责任认定通常涉及是否存在保障义务。保障义务是行为人对他人生命、健康或财产安全负有的法定义务,通常源于行为人与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如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医务人员与病人之间的关系等。未履行保障义务的行为人,若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将可能构成不纯正不作为共犯。例如,若父母在未成年子女遭遇紧急情况时未尽到应有的救助义务,导致子女遭受严重伤害或死亡,这种不作为行为便构成不纯正不作为共犯。类似地,医务人员在病人急需救助时未履行应尽的救治义务,若导致患者死亡,则其不作为行为亦构成刑事责任。此类情形中的保障义务为判断不作为共犯的责任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此外,不纯正不作为共犯的刑事责任认定,通常还需要考虑行为人是否通过不作为行为使危险现实化或加剧了危险的可能性。危险现实化的客观要素是判断不作为共犯是否成立的核心。如果行为人未采取有效措施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而这种不作为行为导致了本可避免的危害结果发生,则可以认为其对犯罪进程具有支配作用。例如,某人目睹他人遭遇生命威胁,但未作出救助,而事后证明若及时干预危害结果便可避免,则该人通过不作为行为实际上加剧了危险的现实化,从而对犯罪结果进程产生了支配作用。
3.不纯正不作为共犯对结果的领域支配
领域支配理论(Bereichsbeherrschung)由德国刑法学者罗克辛主要提出,用以说明不作为者如何通过对一定场域或特定情境的控制,从而对犯罪结果的发生产生决定性影响。该理论认为,行为人通过占据某一特定的责任领域(etwa eine Garantenstellung),从而对该领域内的事态演进和人员行为具有实质性的管理权。
领域支配的核心在于:行为人对特定环境、空间或制度的控制;行为人能够通过行使或不行使其管理权来决定结果是否发生;该控制力须达到能够直接影响行为人义务范围内的人员或物理状态。领域支配不同于传统的因果支配理论,其关注的核心不在于不作为者是否直接介入导致危害结果,而是关注不作为者是否通过其对特定领域的管理权,间接决定了犯罪的发生。例如,监狱长未阻止狱警对囚犯施以酷刑,或某企业主明知其工厂中有人意图投毒,却不加制止。我国学者张梓弦对领域支配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深化,进一步论证了领域支配作为保证人地位实质根据的合理性,并尝试通过类型化分析(如对物理空间、组织体、信息环境等不同领域的支配)来细化其内涵与外延。张梓弦强调,领域支配的核心在于行为人对特定领域内法益风险具有排他性的管控能力与责任,这种管控能力是义务产生的实质基础,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职位或关系。同时指出,领域支配的界限需谨慎界定,避免归责泛化。
领域支配在不纯正不作为共犯中的适用通常涉及以下情境:一是场域控制型共犯,此类情况下,共犯者通过掌控某一具体的物理或组织空间,使犯罪行为能够顺利进行。例如,一名高级保安主管对银行内部保安系统有全面控制权,他知悉某犯罪集团计划在其管理区域内实施抢劫,但故意关闭警报系统,纵容犯罪发生。二是制度控制型共犯,该情境下,行为人利用其对特定制度、规则或资源的管理权,放任犯罪结果的发生。例如,医院院长明知其医疗团队计划实施非法实验,但未采取措施阻止。三是人际权力控制型共犯,在此类型中,行为人基于其职位或地位,对特定人员的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例如,企业主发现员工意图毒害竞争对手,但并未采取任何制止措施,甚至为其提供便利。
领域支配的理论基础主要涉及以下几个刑法核心问题:第一,因果关系的认定。刑法因果关系传统上强调积极行为与结果之间的直接联系,而领域支配理论则试图通过管理权与责任义务的结合,建立一种“规范性因果关系”。文献中对此存在争议,例如罗克辛认为,在不作为犯中,因果关系应以规范义务为基础,而非纯粹的事实性因果关系。第二,保证人地位的扩展。《德国刑法典》第13条要求,不作为犯罪的成立需以保证人地位(Garantenstellung)为前提。在领域支配的框架下,保证人地位不仅限于传统的监护关系或合同义务,还可以涵盖制度性或职务性的管理权。第三,共犯的可罚性界限。领域支配的适用范围需谨慎界定,以避免过度扩张共犯责任。耶赛克指出,领域支配不应仅仅基于“能够影响犯罪行为”,而必须基于行为人实际掌控犯罪实施的决定性因素。
尽管领域支配理论提供了一个解释不纯正不作为共犯的新视角,但其适用仍然面临以下挑战:第一,领域支配的界限不明。管理权的范围难以精确界定。例如,在大型企业或复杂机构中,如何认定某个管理者是否具备足够的领域支配力,仍然存在争议。例如,在引发广泛讨论的“江歌案”相关责任探讨中,关于刘鑫是否因其在住所内(领域)未给江歌开门并提供庇护,而可能对陈世峰的杀人行为承担不作为责任的问题,核心争议点之一即在于刘鑫对其住所(领域)及处于其住所门外紧迫危险中的江歌是否具有排他的保护支配地位(保证人地位),以及其不开门的行为是否对犯罪进程或结果实现了支配。该案凸显了领域支配理论在具体情境中适用界限的模糊性以及归责的争议性。第二,领域支配与进程支配的区分困难。领域支配与进程支配在许多情况下存在交叉,尤其是在企业犯罪和组织犯罪中。例如,某高管既可能通过不作为影响犯罪的进程,又可能通过其制度管理权影响犯罪的发生。第三,领域支配与结果归责的关系不明。领域支配强调对空间、制度或人际关系的控制,但这是否足以满足刑法上的结果归责要求,仍需进一步论证。
混合惹起说划定领域支配的义务边界:领域支配的“共犯不法”源于制度性角色赋予的排他性管控义务,其不履行义务的行为具有独立于正犯的法益侵害性;“正犯不法”体现为领域内正犯行为与该义务违反的关联性。混合惹起说要求,若领域支配者的不作为与正犯不法无关联,则因缺乏“不法连带”不成立共犯,避免了领域支配的归责泛化。因此,本文认为,领域支配必须结合行为人的制度性角色、实质控制力及风险来源等因素综合判断,不能仅因物理空间的邻近或抽象的关系而认定。
(二)不纯正不作为共犯的归责标准
归责判断实际上包含事实上的归因判断和规范上的归责判断两个层面。如果采纳我国司法实践中通行的传统因果关系法则,适用条件说或者相当因果关系说来判断不作为犯的归因与归责,则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不作为在物理意义上是一种“无”,如果要从这种“无”中推导出存在因果关系的事实上的“有”,只能通过假说,想象加入作为之后具体结果就不会发生这一可能性,才能肯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但是,这种假说并不能够必然地印证物理性的因果流程,其与事实的符合程度只能是概率性的。因此,应当采纳同时具有事实判断与规范判断的客观归责,对不作为共犯的归责原理进行梳理。
在不纯正不作为犯中,其不作为应当具有与符合构成要件的作为行为等价的法益侵害性,才能够将其作为犯罪处理。孙运梁教授指出,就不纯正不作为犯而言,仅仅存在不作为与构成要件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支配关系,尚不能肯定构成要件符合性,还要求该结果能够客观归责于该不作为,否则就不能按照作为犯的条款加以处罚。换言之,相较于只注重事实层面的归因判断,还需要对不作为犯是否应当对结果负责作出规范层面的归责判断。在事实归因层面,重点在于风险的排除与危险的增高。对于不作为共犯而言,其并非积极“制造”风险,而是消极地“未排除”既存风险或使其实现的可能性增高。只要不作为导致法所不容许的风险未被排除或危险增高,即符合客观归责在事实层面的初步要求。
在规范归责层面,重点在于义务违反与结果关联。在共同犯罪中,需判断法益侵害结果是否在客观上可归责于违反作为义务的不作为。这要求结果必须实现的是由该不作为所义务防范的特定风险,而非其他风险。需排除结果发生在他人(包括正犯或受害人)专属负责领域内的情形。进言之,在结果归责层面上,我国的结果归责以客观归责理论为通说,该理论认为只有“当行为引发了非预期的危险,并且此类危险在构成要件界定的成果中具体化时,方可将该成果归咎于行为本身”。因此,需要进一步检视违反义务的不作为与结果发生之间存在风险关联、相关的结果可避免性以及风险控制可能性。对于由其他共犯人引起的、不属于违反作为义务导致的危害结果,不应当归责于不作为人。例如,甲乙共谋盗窃,甲在实行中另起犯意强奸被害人,在另一房间的乙虽听见呼救但未阻止。乙的先行行为(盗窃)并未创设强奸风险,乙对甲的强奸行为无进程或领域支配,亦无法定义务阻止,故不成立强奸罪的不作为共犯。陈兴良教授主张的“危险共同体”产生阻止过限行为义务的观点可能过度扩张了不作为犯的成立范围。不作为人必须具有结果回避可能性与风险控制可能性。
同时,虽然法益侵害结果与违反作为义务有关联性,但是不作为人不具有结果回避可能性和风险控制可能性的,也不能成立不作为犯。但是,结果回避可能性与风险控制可能性的制约因素只存在于过失的不作为犯中。根据我国《刑法》第25条的规定,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所以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在不作为共犯的归责中,客观归责的第三个规则可以大致明确行为人对结果正常情形的支配可能性。客观归责“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这一规则要求只有规避风险的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及于反对该结果的发生,才能将其归责于行为。其中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即为构成要件的规范目的。因此,对于上述共犯过限的行为,不阻止该行为不应具有连带的不法。
四、不纯正不作为正犯与共犯的角色区分
混合惹起说为不纯正不作为正犯与共犯的角色区分提供了理论依据:正犯需具备对法益侵害的直接支配力,体现强烈的独立不法;帮助犯则仅通过间接支配参与犯罪,其不法更多依附于正犯。在此前提下,不作为与作为的“等价性”是判断不纯正不作为犯可罚性的前提(如风险创设与义务违反的相当性),而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正犯与共犯的角色区分则依赖于其对法益侵害的支配程度(直接性或者间接性),二者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不纯正不作为犯作为刑法中一类特殊的行为形式,其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长期受制于“作为与不作为等价性”的认定难题。在共同犯罪的场域,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因为需要进一步明确不作为共犯与其他共犯的分工及其对犯罪结果的作用关系。这不仅关涉正犯与共犯在法益侵害上的贡献力评价,也涉及刑法中正犯性与共犯性之间的界限划定。此外,从司法适用的角度来看,如何在不纯正不作为中区分“直接性法益侵害”与“间接性法益侵害”,从而合理认定正犯与共犯的角色,依然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困惑所在。针对这一问题,本文试图在理论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司法实践案例,探讨不纯正不作为犯在共同犯罪中的角色区分路径,以期为我国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不纯正不作为正犯与共犯角色区分的中国困境
区分不作为正犯与不作为帮助犯的标准是判断不作为行为是否对法益产生“直接性侵害”。符合等价性原则只能认为不作为具有与作为相同的法益侵害性,但是要区分正犯与共犯,还要进一步结合不作为人具有的支配地位,判断这种法益侵害性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在理解不作为与作为的等价性上,要认识到此等价非指使不作为在犯罪行为中与作为等量齐观,而是强调两者在刑法意义上拥有相同的法益侵害性与可罚性。
我国司法实践中通行的四要件犯罪论体系对于危害行为虽然也分为作为与不作为,但对于不纯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是否等价的判断,主要倚赖于“社会危害性”的宽泛概念。尽管我国刑事立法已经将犯罪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与一般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质和量上都作了区分,但对犯罪意义上“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仍然是一个包含主客观要素、规范与事实要素的综合判断,具有不明确、不稳定的缺陷。比如,在“蒋建兴、李永祥、吴志福故意杀人案”中,三名渔场员工在船上与偷钓的被害人产生争执,导致被害人落水,三名员工未施救使其溺亡,法院根据主客观方面的认定判断三名员工犯故意杀人罪。但是,这一判决在说理上并不充分,未区分各行为人的支配地位与作用,可能导致角色认定不准。经判决书中的案情陈述,其中一名渔场员工没有与被害人产生肢体冲突,被害人落水的结果不应归因于他,且该员工将船驶离岸边是因为害怕被其他偷钓人砸石头,而非出于放任被害人死亡的主观故意。因此,该员工至多属于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的帮助犯,应当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又如,在“颜某于等故意杀人案”中,三名被告人共同追赶小偷致其投河,三人未实施救助,导致小偷溺亡,被法院判处故意杀人罪。在本案裁判中,法院只是对三名被告人的主客观方面进行了认定,强调了“先行行为直接造成危险结果”这一不作为犯的成立条件,但没有对三名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不同角色进行区分,各被告人在法益侵害中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没有进一步明确。
而德国的刑法学理论对于不作为犯的等价性判断,提出了因果关系论和违法性论的观点。在因果关系的理论框架下,对保证人要素的探讨嵌于因果链分析之中,强调若主体的不作为虽仅延续既有因果进程,但若履行义务本可合理阻止结果发生,则可确立不作为的基础。违法性论作为超越自然主义的方法论,在贝林、迈耶等学者推动下,逐渐成为刑法研究主流。迈耶认为,一旦作为符合构成要件,仅需确认其在法律秩序下欠缺正当性,即可否认其合法性。贝林则补充,不作为形式的作为,即使未采取直接致果行为,亦能构成实害犯,除非特殊情况,否则不否定其可罚性。那格拉强调,公民对重要法益保护负有天然责任,规范旨在防止损害。张峰铭也指出,刑事违法性是一种半制度化的公民道德体系判断,此原则延伸至不作为领域意义重大。可见,上述理论主要是在理解作为犯罪的同一框架内理解不作为犯罪,因此,考察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分,实质上讨论的是不作为行为与作为行为在构成要件上具有等价性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讨论不纯正不作为参与共同犯罪之等价性的特殊性在于,当共同犯罪人是以作为方式参与犯罪时,应当直接讨论共犯人的不作为与其他共犯人的作为之间在法益侵害上的等价性,而不是单独讨论不作为共犯人与可能构成的犯罪之间的等价性。因为按照本文采纳的限制从属说,尽管对于共犯的不法要单独判断,但是二者之间具有不法上的连带性,而这种不法之间的等价性判断应当由法益侵害结果决定。可见,德国刑法教义学对于不作为犯是从规范意义而非事实意义上来理解的,不作为与作为的等价性也属于一种规范评价。关于等价性判断这一核心难题,张梓弦批判了将等价性简单等同于“社会危害性相当”或仅依赖形式义务来源的做法并指出,等价性的实质在于“行为人对法益侵害流程的支配程度及其所违反义务的规范重要性”。他强调,等价性判断应是一个融合了事实支配(如原因、进程、领域支配)与规范违反(义务层级、法益重要性)的综合评价过程,而非单一的、模糊的“危害性”衡量。
详言之,早期的不作为是和作为相对照的概念,从自然主义的角度来看,所谓不作为就是指不存在物理意义上的一切身体动作,也可以称为“无”。但是,从刑法教义学的角度,应当从规范的角度理解不作为“无”行为构造的特殊形态,即认定为作为义务的不履行或者是某种义务的不履行。例如,我国《刑法》第201条规定的由“逃避履行纳税义务”行为构成的逃税罪,其中所谓逃避履行,就是规范意义上的“没有履行”,因为不作为的构成要件规定在刑法条文之中,因此这就是典型的纯正不作为犯。然而,此处的不作为仅限于履行纳税义务,故行为人实施了其他行为,例如出逃、转移资产等,都视为规范意义上的“不作为”。进言之,要认识到我国《刑法》中规定的隐瞒、欺骗等手段进行虚假纳税与不纳税两种实行行为在事实意义上存在差别,前者是一种作为,后者是一种不作为,但是在规范意义上,两种行为是具有等价性的。通说认为,虚假纳税是指纳税人通过制作、报送假的申报表、财务报表、报告或者其他纳税及相关材料等方式,让税务机关陷入错误认识,这里面既包括直接与税务有关的材料,也包括减免抵税款等其他间接相关材料。而不申报则是压根不进行纳税申报的行为,当然因为每个个体的状况不同,有些是忘记申报,有些则是没有经验,基于目的性限缩,要求不申报伴有非法逃税的目的。由此可见,通说将逃税罪区分为虚假申报的作为和不申报的不作为,但这种区分不仅没有意义,还因为不申报的不作为是真正的不作为犯而强行将一个犯罪割裂为两个犯罪。因此,从规范意义上看,虚假申报和不申报的做法都在侵犯国家的税收管理制度,两者从规范层面来看具有等价的法益侵害性质。
(二)不纯正不作为正犯与共犯角色区分的具体路径
1.筛选具有规范意义的贡献力的不作为
并非所有自然意义上的“不动”都是刑法上的不作为。应当从规范视角筛选出违背作为义务、对法益侵害流程具有实质影响力的“不作为”。这需要结合保证人地位进行判断,避免将缺乏义务关联的身体静止纳入刑法评价。
要认定不作为在共同犯罪中的原因力,必须筛选出具有规范意义和有“贡献”的不作为。在自然行为论视角下,李斯特对于行为的描述采用了物理学的方式;另一方面是对象上的精准,即具体到某个特定的行为。恩吉施也认为,作为就是往特定的方向或者特定的对象上花费或者投入能量,因此不作为与之相对,就是在作为投入方向、对象上不进行能量的消耗、花费或者投入。当然,其中能量的消耗、花费、投入等动词性的描述发生了多样的变化。后面逐渐固定为投入,即为了与日常语言中的努力、成就等对应,实现了一种精确化的讨论。平心而论,在绝大多数场合,适用能量投入标准是不存在问题的。并且,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早期自然主义标准的缺憾,对后者无法正确回答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独到、令人认可的回答。
可这个标准仍是有缺憾的,概念确定与否不能只着眼于核心意义部分,边缘部分也应在考虑范围内。能量输入标准最大的缺憾在于,它依然无法解决“行动缺漏”的问题。比如,在“肯普滕安乐死案”中,医生在救治无望的情况下,最终决绝地采用了关闭生命维持装置的措施。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关闭生命维持设备的行为究竟是按照自然主义认定为身体发生一连串行走、拔电等动作的作为;还是认定为通过成就一定的条件,形成了继续尽力维持被害人生命的义务,而医生最终没有实施此类行为的不作为?在关闭生命维持装置的情景中,我们或难以发现能量输入的方向。过度医疗有着既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也有损患者人格尊严之嫌。面对这一社会问题,我们显然无法置若罔闻,但似乎也无法对医护人员中断缺乏意义的抢救行为进行苛责。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由于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合同关系终止,故医生本身已经失去了保证人地位,因而也就不具有作为义务,不成立不作为犯。可见,法院关于本案的判决已经表现出从规范的维度考察行为人是否构成不作为的倾向。
因此,自然行为论具有缺乏规范性的特点,为了有效区分构成要件行为和自然意义上的行为,应当对犯罪人所实施的所有行为进行筛选,只将具有规范意义的不作为纳入共犯认定的考量范畴。尤其是在多种行为方式共同作用,作为与不作为混合的状况下,如何区分或者界定其中具有规范意义的不作为?比如,在“山羊毛案”中,如果仅考虑构成要件阶层,究竟是将山羊毛分配给员工、员工进行山羊毛的加工、山羊毛制成品的售卖哪一个作为,还是没有履行山羊毛的消毒义务、没有进行普遍且惹人注意的提示等不作为,应当作为本案的审查对象?德国的学说往往认为本案应当从作为的角度进行考量。
但是,这需要联系到当时规范判断主要集中在后置阶层之时代背景,构成要件阶层鲜有进行义务等规范考量的,从前面的描述来看,基于义务进行不作为方面的审查是具有可行性的。从规范考察的视角,考夫曼提出了新的因果关系标准来判断恩吉施所提出的能量投入标准。他指出,“在不作为中原因性的仅仅是不作为要素:不行为以及对现实的不改变。对于行为的缺失不作为者的存在并非条件,对于不作为的因果性不作为者并非原因”。
齐白更立足于犯罪论体系,指出“只有当一个由行为人采取的能量或力量投入,对符合构成要件的或法益侵害的结果是原因时,才被承认是作为”。
本文认为,绝对的自然主义和规范主义,都还没有形成一个既明确又包含“作为不作为”的功能标准,应当在二者中寻找一个折中的思路。首先,不论是何种情况,缺乏能量输入的静止都不可能被认定成行为。因为事实是一切社会评价与法律评价的基础,没有能量输入的静止意味着缺乏符合行为定义的积极事实,自然不具备评价的可能。其次,存在物理运动但缺乏结果方向的能量输入,同样不能认定成行为。如已经提到的具有担保人身份的A看到B有危险,但很快就被救走了。表明结果方向的能量输入,作为因果关系、能量输入、机械理论这三者的结合,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缺少的事实依据。最后,行为以造成结果方向的能量输入为要求,但却不能陷入造成结果方向的能力都是行为的认识误区。为了防止刑法的恣意扩张,应当利用保证人地位的条件来予以限制。
2.根据支配地位区分直接性法益侵害与间接性法益侵害
如前所述,不作为共犯只存在不作为的共同正犯和不作为的帮助犯两种类别,不作为正犯与不作为帮助犯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对法益侵害具有直接性,后者对法益侵害具有间接性。帮助犯的本质在于其对犯罪流程的间接加功,而非直接支配。原因支配之所以被归类为帮助犯,并非因为其支配力较弱,而是因为其支配形态具有阶段局限性:原因支配者虽通过先行行为创设了法益侵害风险,但其并未持续控制风险实现的具体进程,而是将风险交由正犯或其他因素接续实现。例如,在“不值班案”中,张某某通过离岗行为为盗窃创造了条件,但盗窃的具体实施、时机选择、财物转移等均由陈某、杨某某直接控制。因此,原因支配的“直接性”仅体现在风险创设阶段;而在风险实现阶段,其作用转为间接,符合帮助犯的参与形态。刑法中的“支配”并非单纯指因果力的大小,而是指对因果流程的持续控制力。先行行为可能具有显著的因果力,但若行为人未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后续流程的实际控制,则其“支配力”仍属间接,应认定为帮助犯。
从这个意义上看,不作为正犯即我国《刑法》第26条规定的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主犯,而不作为帮助犯即我国《刑法》第27条规定的在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从犯。混合惹起说进一步印证了角色区分的合理性,即对于正犯,其直接违反保护法益的核心义务,对结果的支配起着决定性作用;对于帮助犯,其仅为创设风险的辅助性义务违反,是对正犯行为的条件性配合,符合从犯的“次要、辅助作用”。因此,本文认为,从不作为犯的实质义务根据出发,对法益侵害结果具有进程支配与领域支配地位的不作为犯成立正犯,而不作为的帮助犯只能是对法益侵害结果具有原因支配的类型。亦即,不作为正犯与不作为帮助犯的本质区别在于其对法益侵害的支配程度:正犯具有直接性支配(进程支配、领域支配),帮助犯具有间接性支配(原因支配)。
首先,所谓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主要是指组织、领导共同犯罪,或者实施了直接侵害法益行为的正犯作用。对于法益侵害结果具有进程支配的不作为共犯来说,尽管结果原因未必由其引起,但是其能够把握法益侵害从危险到实现的整个流程,使其从风险变成现实,无疑在整个共同犯罪中起到了主要贡献,应当以正犯论处。对于法益侵害结果具有领域支配的不作为共犯来说,其支配力源于其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和职务领域中具有“管辖”地位,使其成为该特定时空条件下唯一对法益保护具有支配力和支配可能性的保证人。在这种情况下,具有领域支配地位的保证人负有保护这一领域内所有成员的积极义务,这种义务具有专属性和排他性,其他人不能取而代之。因此,消极不履行这种专属义务而导致他人受到侵害时,由于不能期待其他不具有领域支配地位的人代替履行这种义务,不作为人只能作为主要归责人承担正犯不法的责任。
其次,所谓在犯罪中其“次要、辅助作用”,是相对于正犯作用而言的,仅对结果具有原因支配的不作为人。详言之,原因支配不同于进程支配和领域支配,其支配力相对来说更弱、更间接。其一,支配力的“初始性”而非“决定性”。原因支配仅体现为风险的创设,但风险是否实现、如何实现由正犯主导,不作为人无法直接控制因果流程,与进程支配(直接控制风险实现)、领域支配(排他性控制风险环境)的决定性支配力存在本质差异。其二,作用方式的“条件性”而非“促成性”。帮助犯的核心是为正犯提供便利,原因支配型不作为正是通过先行行为为正犯创造条件,但未直接参与法益侵害的实现过程,符合帮助犯“辅助性”特征。其三,先行行为虽为因果流起点,但正犯是因果流的主导者,如群殴中先行殴打行为创设风险(原因支配),但致命伤害由其他共犯人实施(主导因果流),原因支配者仅因未阻止风险升级承担辅助责任,而非主导责任。
此外,从支配的角度来看,帮助犯是显然无法构成单独正犯情况下的保证人地位的。原因在于,不作为共犯就是因为欠缺了所谓的不作为正犯之条件,某个犯罪若要以不作为的方式构成正犯,不作为人必须具有结果回避义务,即不作为人本身存在防止结果发生的义务。一定意义上,结果回避义务本身也就等同于保证人义务,因为保证人和结果回避义务人都是对法益脆弱状态本身所负责或相关的最直接的人,据此,罗克辛认为,不作为帮助犯本身不需要具有保证人地位,只需要不作为之行为可以纳入到修正构成要件要素之中即可。
但是,这种观点不具有合理性。尽管不作为的帮助犯在共同犯罪中起到的是次要、辅助作用,但其成立的前提是具有作为义务,即具有保证人地位,因为立足于限制从属说,不作为的帮助犯本身具有不法,其不法不是完全附属于正犯不法。关于不作为帮助犯的义务来源,德国主流观点认为,在具有监督义务的场合,不作为的保证人应当成立狭义共犯。而我国的传统理论认为,以不作为的形式在物质、精神等各方面通过有形的、无形的等各类方式促进、帮助、协助犯罪,降低犯罪难度,便于他人实施犯罪的,都可以成立不作为的帮助犯。
本文认为,结合我国的传统共犯理论,应当认识到不作为的帮助犯的义务来源仅限定于其具有原因支配的保证人地位,而不限定于特定的义务类型,以防实践中对不作为帮助犯的认定标准过于僵化、不够灵活。张梓弦在相关研究中也强调了支配程度对于区分正犯与共犯(包括不作为形态)的关键性。正犯性(包括不作为正犯)的本质在于对犯罪事件核心流程的掌控(Tatherrschaft),这种掌控体现为对法益侵害实现的直接、决定性影响;而帮助犯(包括不作为帮助犯)则表现为对已然存在的犯罪流程或风险的加功,其作用具有间接性和从属性。本文提出的“进程支配”“领域支配”正对应于对犯罪核心流程或风险实现环境的直接掌控,而“原因支配”则更符合对风险创设后的间接加功特征。易言之,进程支配与领域支配成立正犯:对法益侵害结果具有进程支配或领域支配的不作为者,其行为直接决定了结果的实现与否,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认定为正犯。仅具“原因支配”的不作为成立帮助犯。原因支配者虽通过先行行为创设风险,但其对因果流程的后续发展缺乏直接控制,风险是否实现取决于其他共犯人的行为。其支配力是间接的、初始的,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
比如,船长甲在船舶航行中,明知船员乙不慎落水且处于极度危险中(凭借船上设备可清晰观测),甲完全有能力且应立即组织施救(其职责赋予其对船员生命及海难救助的排他性进程与领域支配),但甲因与乙有私怨,故意拖延不下令施救,最终导致乙溺亡。此案中,甲的不作为(未启动救助程序)直接、排他地决定了乙的死亡结果,其对法益侵害具有进程与领域支配,故成立正犯。回到“不值班案”中,张某某的不作为在与陈某、杨某某的共同犯罪中应当属于帮助犯。首先,根据陈某、杨某某的供述并结合张某某参与第一起职务侵占罪等情况,可以推定张某某事前明知轮机长陈某和二管轮杨某某意欲再次实施偷泄重油的职务侵占罪,但在第二次犯罪行为实施当日,本应履行值班职责的张某某却借故下船,为陈某等人提供犯罪条件,属于创设结果原因的行为,因此张某某虽未亲身参与盗窃重油的实行行为,但其利用不作为的方式为陈某和张某某利用职务便利盗窃重油的行为提供了便利,应当认定其构成了职务侵占罪的不作为的帮助犯。不作为帮助犯的成立仍以其具有保证人地位(在此限于原因支配)为前提,其不法虽从属于正犯,但亦有其独立的一面,即其违反因先行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本身的不法。
结语
经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不作为共犯认定的两重困境主要在于明确不作为共犯的可罚性边界和区分不作为共犯的角色功能。在当前德日学说被杂糅引进的背景下,应当思考如何引入与修正域外学说,使其能够契合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
第二,不作为共犯认定的前提在于:首先,明确混合惹起说作为不作为共犯的处罚根据,即不作为共犯不仅具有正犯连带的不法,还具有本身独立的不法;其次,明确不作为在参与共同犯罪中可能发挥何种原因力与作用力,由于不作为的消极行为构造,不作为共犯只能包括不作为的正犯与不作为的帮助犯。
第三,纯正不作为犯的不法判断由于存在《刑法》明确规定的依据,因而不具有困难,问题在于厘清不纯正不作为共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与归责标准。本文认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应当从实质层面理解,构建“支配—角色”二元分析框架,分别包括由于原因支配、进程支配与领域支配形成的保证人地位,并融入雅各布斯“制度性角色义务”的规范视角;对不纯正不作为共犯的客观归责主要在于风险没有被排除的事实判断与违反义务与结果之间关联性的规范判断。
第四,由于不存在“不作为的教唆”,因此判断不作为共犯的原因力与作用的要点即在于,不作为是否具有对法益的直接的侵害性。本文认为,从不作为犯的实质义务根据出发,对法益侵害结果具有进程支配与领域支配地位的不作为犯成立正犯,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而帮助犯只能是对法益侵害结果具有原因支配的不作为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
本文提出的类型化区分方案,旨在为司法实践提供一条兼具理论深度与操作可能性的路径,以应对不作为共犯这一“绝望之章”的挑战。
因篇幅限制,已省略注释及参考文献。
引注:杜嘉雯:《从“支配”到“角色”:不作为共犯的归责根据与类型化区分》,载《河北法学》2026年第11期,第98页-121页。